文 | 徐远（北京大学副教授）

注 | 本文为作者在第172期【鸿儒论道】的评议 

很高兴参与这个讨论，刚刚舒博士的演讲很有意思，我之前多多少少关注过这个领域。今晚的话题，简单概括，就是近年来巨型企业崛起，它们占比大，税率低，而且不缺钱。巨型企业的崛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包括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还有最近市场很关注的反垄断问题。 

下面我分享一点我的观察，其中有对舒博士的补充，也有稍微不同的意见。 

第一点，大企业的份额在变大，力量在增强，这个现象在学术文献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不少文章发在顶尖的期刊上。比如说，用美国的数据，或者全球的数据，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196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的毛利率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上升的趋势如果仔细看，还有两个重要的细节： 

第一个细节，不是所有企业的毛利率都上升，而是主要是头部大企业的毛利率上升，中位数以下的企业没怎么上升。如果我们看利润率，也是这样的规律。这就说明，大企业的市场力量在相对上升，这跟刚才讲的头部企业的崛起有直接的关系，为头部企业的崛起，提供了市场结构的基础。 

第二个细节，是毛利率的上升，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有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在1980年左右。从1960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毛利率没怎么变，但是1980年以后，毛利率上得很多。这就说明，市场结构在1980年左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这个拐点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文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技术进步等等。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我们都知道二战以来有第二次全球化，仔细分的话，这次全球化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二战结束到1980年左右，这段时间除日本以外，东亚、东南亚的中低收入国家基本还没加入这个游戏，加入的国家体量太小，比如四小龙。1980年左右，这些中低收入大国开始参与全球竞争，并开始影响全球生产格局，一开始是四小虎，后来是中国。再后来，印度、越南也加入了全球生产格局。这些国家体量大，有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的生产要素储备，这些生产要素加入了全球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开始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影响。大概是在1980年左右产生了这么一个变化，压低了整个欧美国家生产成本，于是其尾部的企业，毛利率并不不升，但是头部的企业，因为并不直接面对落后国家的竞争，并且可以利用更先进的技术，还可以全球配置资源，毛利率反而上升了。 

这个讨论有什么启发？最近三四十年以来，全球商业格局的变化，与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国际关系的变化都是有关系的，不是孤立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恰好从2018年以来又面临一次全球国际关系的重组，未来竞争格局是什么样子，对于大中小企业的变化又是什么样子，不是很容易一下子说清楚。这个讨论告诉我们，大企业的崛起看起来是一个趋势，这个大趋势看起来不会变，但是短期内会不会有一些细节性的变化，是需要留意的事情。具体的变化，还需要继续观察。这是我补充的第一点。 

第二点，刚才讲大企业崛起的时候，可能是时间不太够，没提一个东西，就是平台型企业。目前大企业的崛起，很多都是平台型企业。平台经济的崛起，我个人的断代，是金融危机以后的事情，如果更具体一点，是智能手机普及以来的事情。现在头部的很多企业，包括我们国家的，包括美国的，都是平台企业。平台是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平台本身是一个市场，把生产和销售，还有消费者，都聚集在一起。传统的企业是一个生产者，生产一个商品，卖给它的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英文里面，平台企业又称为双边市场。 

企业性质的变化，会使得很多事情更复杂。比如最近的热门话题是反垄断，特别是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这一轮反垄断的重点，是平台反垄断。平台有一个重要特点，所有的平台企业多多少少都是规则制定者，在自己的平台上制定规则，提供一种秩序。可是，商业规则和社会规则的边界是不那么清楚的。从广义上说，平台是有类政府性质的，有社会治理的性质，所以在反垄断的时候，这个事情变得更复杂。一方面，平台可以提供秩序，现代社会需要这种秩序，未来社会更需要这种秩序。另一方面，秩序的供给存在一个竞争，平台不能违反整个社会的秩序。如果走出国门，从国际的角度看，平台还要参与全球的竞争。多层因素放在一起，就更加复杂。

现在反垄断这个事情，我个人理解，和传统意义上的反垄断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说的平台反垄断，和传统的工业企业时代的反垄断，含义是截然不同的。目前看，这个反垄断，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向。甚至背后的理论基础，都没有敲定，大家都是盲人摸象。 

进一步拓宽说，随着技术和商业组织的变化，市场的内涵也在变化。制度学派有一个代表人物，叫加尔布雷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说市场其实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含义相当复杂，甚至相当含混的词。如果不定义清楚，市场到底是什么，是不清楚的，政策含义、经济学含义、福利含义都是不清楚的。我觉得这句话现在特别应景，传统工业时代的企业和现在的企业，传统工业时代的市场和现在智能时代的市场，是不一样的，相应的政策含义、福利含义也是不一样的。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是2017年左右的时候，全球十大市值的企业，有七八个都是平台企业，这是不能忽视的现象。这是我补充的第二点，关于平台，关于反垄断。 

想补充的第三点，是关于减税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刚才舒博士讲，这些巨型企业税率很低，而且不缺钱，减税不太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个我理解可能是针对发达国家说的。我自己观察中国经济，如果让我提政策建议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产业还要升级，还有很多中低收入家庭，还有很多中小企业，它们利润率不高，还要谋求发展，减税政策还是有效的。财政政策无非是增加支出，或者减少税收。我判断减税比增支有效。减税是放水养鱼的办法，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增支的政策也要有，但是增支有很高的政策执行成本，效果不一定很好，要谨慎执行效果才会好。比较而言，减税不失为一个成本低，效果好的办法，可以有很多正面的连锁反应。 

想补充的第四点，是关于降息政策的效果。刚才舒博士讲到，大企业不缺钱，也不一定要融资，降息的效果可能一般。我理解，这还是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如果是发达国家，刚才我们看到证据，很多巨无霸企业不缺钱，这一条是可能是对的。但是中国的情况，可能不完全一样。我记得是去年，Richard Koo写了一本宏观的书，讲不同的发展阶段，财政和货币政策效果是不一样的。欧美这种高收入国家，在技术的前沿，市场里的资金需求不大，而且企业融资畅通。这种情况下，是财政政策更有效，财政支出也不太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支出。但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货币政策还是有效的，因为市场里的私营部门、企业部门是有很多的资金需求，降息如果能够降低他们的资金成本，还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的企业，还是需要研发支出，需要资本支出，不然技术怎么进步呢？而我们的财政政策，很可能会占用私人部门的资源，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在不同发展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不太一样的。中国现在的状态下，减税可能还是有效，降息可能还是有效。 

稍微总结一下，刚才我补充了四点。第一点是学术文献里面关于企业毛利率、利润率的变化，特别是和全球格局、全球竞争结合起来看，这是大企业崛起的一个市场结构的基础。第二点是关于平台经济，关于反垄断，跟今天的讨论也是高度相关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是关于政策效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就分享这几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