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16年10月，至今已经5年多。5年过去了，其中对于历史，对于得失的文字，似乎并没有褪色。

收到悅殊女士的书稿，多少有点惊讶。我和悅殊女士往来甚少，吃过几顿饭而已，知道她做点生意，家境殷实，大学读的是历史系，谈吐不俗。记得一次她做东，礼数周到不算，送客时站立风中一一送别，像极了一个拘谨守礼的小女生。

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读历史的人都很深刻。自己书架上的很多史书，自己都似懂非懂，准备以后重读，如果还有以后的话。因此，翻开这本小书的心情，是带着点敬畏的。

没想到，开篇竟是北京的戏园子，随后是活鬼吃夜饭的“鬼街”，字字珠玑的百年老店，人山人海的北京站，寻常百姓的逛公园，还有光笔就有一千多种名字的琉璃厂，读完不觉莞尔。北京城千年的底蕴，从来不缺文化的脉络，要的就是一双闲适的慧眼。随着一双闲适的慧眼，去阅读和品鉴，是一件别有趣味的事情。

这位历史系女生，角度时常独match特，品味相当不凡。比如，她会问，为什么日本那么令人生厌，而处处反华的法兰西，却令人恨不起来？别忘了，法国是火烧圆明园的主凶，而且萨科齐还接见达赖，巴黎授予达赖“荣誉市民”。

再比如，无数人捧为上上作的《红楼》和《聊斋》，在悅殊那里也就是“登峰造极”的小说而已，比起拙朴曼妙的《世说新语》，只能算是雕虫小技。自己读红楼只记得住几句华丽的诗词，时间长了连诗词都忘了，看到这样的评价，自然莞尔。

悅殊接着的的评论，就更见风度了：“纵观整个清一代，真还数不出一个堪托史笔的人物来。一朝一代都没有出一个像样的士大夫，恐怕也不能全怪当朝的文人无德无才、无胆无识了。”

更喜的是这一句：“这样说来，文人好比女人，真可怜、真可爱，也真贱。可说到底，没他们还真不行。”作为一个文人，这句话算是戳到泪点了。至于没他们行不行，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不知不觉，我开始好奇，是怎样的经历，成就这样的小女子？悅殊自己，归功于阅读的习惯，因为“书籍是生命的盐”。书中交代，她就读的高中升学率很高，却并不要求学生成为考试机器, 却有一个神奇的要求，从初一到高三，每个星期要交两篇读书笔记，内容不限，但必须来自课本之外。老师的批阅，不仅是一个大大的“阅”字，还有很多红色的杠杠件。就这样，读书成了很多人的习惯。

悅殊说：“读书这件事，与作业无关，与考试无关，与别人无关。”“我们这群孩子不知前世做了怎样的好事竟可以如此幸运。”是的，这《白纸黑字》的图腾，定是幼年时结下的姻缘。

一位学友曾说，他看好80、90一代。我们70一代幼时读书太少，底子太薄，格局和视野打不开。到了80、90，乃至后来的00一代，阅读量比我们大多了。考试的压力虽重，却挡不住他们自幼的积累丰厚。

对于熟读历史的人，我向来敬畏。不知哪里听来的一句话，不读历史的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悅殊书中对钱穆的推崇，更彰显今人对于历史的淡漠。

晚清以来，国人救亡图存之心迫切，船坚炮利不成，就转向民主共和的“制度”。经济学领域，对于“新制度学派”的推崇，也是源自于此。钱穆先生对于制度的内生性、适用性的警告，却无人在意。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不无讥讽，且看几句抄录：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
    “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 
    “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 
    “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
    “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
    “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读到此处，不研究问题，只谈主义的人，该作何想？和悅殊一样，对于这样精彩干净的论述，我竞找不到任何概括的必要和空间，只好原文照抄。钱穆先生笔力，自是望尘莫及。

笔者鲁钝，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只读得序言，便心力不足，留待以后再读了，如果还有以后的话。

就在这里打住吧。

2016.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