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证券时报

沉寂数月的数字货币领域，因中国央行的数字人民币（DC/EP）项目启动商业应用场景封闭式测试而被再度引爆热度，数字货币概念股也跟着火了一把。

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央行数字货币正扩大测试的应用场景，以便为日后的正式落地发行做演练。这一准备近五年的重大工程，随着试点消息的曝光，逐渐向外界揭开面纱。我国移动支付手段的发展和普及引领世界，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究竟是现有移动支付工具的“搅局者”，还是能够改变货币史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颠覆式革命，答案需交由时间检验，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其所能带来的潜在影响的思考和猜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徐远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有可能推动人类货币体系从国家信用转向“国家信用＋技术信用”。作为有国家信用“加持”的法币，央行数字货币正式落地后，推广进程可能会较为顺利。数字货币的普及应用，将对整个社会的商业行为、金融业态、监管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会对技术进步、社会变迁产生重要推动。

在徐远看来，2020年，将因为两件事情而刻入历史坐标，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一是数字货币。基于对货币底层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理解，后者的影响可能比前者还要深远得多。

证券时报记者：根据您的了解，能否用通俗的语言来介绍什么是央行数字货币？

徐远：央行数字货币并不神秘，其本质就是电子化的现金，是传统的纸媒货币向电子货币转变。

既然其媒介是电子化的，就意味着它是线上流通。线上流通就会带来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需要依靠加密技术确保数字货币的安全性，传统的纸媒货币需要通过防伪技术加密，数字货币则需要电子密码学的加密技术做支撑。

二是线上流通意味着现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可以实时进入数据库，从监管的角度看，现金流就变得有迹可查。理论上讲，使用央行数字货币后，没有监管部门看不到的交易行为，现金流完全可追踪。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货币发行、支付交易行为等都将实时在线。

证券时报记者：对居民来说，使用央行数字货币与现有常用的支付方式有何不同？

徐远：从官方的表态看，居民使用央行数字货币非常便利，都不需要去银行开户，只需在手机下载一个电子钱包APP，绑定自己现有的银行卡，就可以将银行卡里的钱1：1等价转换成央行数字货币。

与我们现在习惯使用的支付宝、微信支付不同，央行数字货币交易时支持双离线模式。使用支付宝等交易时需要依赖网络信号，没有网络信号就无法完成收付款等交易操作，但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利用智能手机自带的近场通讯功能，在没有网络信号的情况下就可完成交易。

证券时报记者：央行数字货币除了可以离线交易外，还有哪些特点有别于现金支付或第三方支付方式？

徐远：除了网络要求不一样外，央行数字货币与现金和第三方支付钱包（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还在是否支付利息、交易安全性、法律效应、信用风险方面有所不同。

具体来说，在是否支付利息方面，传统现金和央行数字货币都不支付利息，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电子钱包中的零钱是没有利息的，但用户如果把零钱转入余额宝之类的货币基金，就会享有利息。未来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有可能会与余额宝等货币基金的演化路径类似，尽管央行数字货币初期是替代M0（流通中的现金），但其落地后演化的结果可能不仅仅是M0，用户可以自己选择将央行数字货币从电子化现金的形态转变为存款、理财资金等。

在交易安全性方面，现金有伪钞技术的安全保障，央行数字货币则有加密技术做安全保障，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类似于电子账户，依靠的是账户安全体系。

法律效应方面也有着明显区别，现金和央行数字货币都是法定货币，按照法律规定，居民都是要必须接受的。其隐含的法律含义是，未来央行推出数字货币后，居民是没有不接受这一选项的。这也将有利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广，未来央行数字货币正式推出后，其推广会有较多助力。

在信用风险方面，现金和央行数字货币既然是法币，其都是政府做信用背书，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电子账户没有政府信用背书，面临着其背后商业机构破产的潜在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很多人会将央行数字货币与比特币做比较，您认为央行数字货币与比特币有何区别？

徐远：在我看来，比特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货币，它更像是数字资产，也有人把它称作数字黄金。货币有两种基本性质——政府信用背书，以及央行可以调控总量以保持币值稳定，这两个性质比特币都没有。总体看，比特币和央行数字货币主要在信用基础、技术原理、总量调节、价值稳定、匿名性质和资产属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具体来说，比特币的信用基础来自于技术信用，是基于对于区块链技术的信任共识。其好处是完全匿名，所以有一些特殊用途；但比特币在设计之初总量就是给定的，无法调节，这也导致了其价值不够稳定。

相比之下，央行数字货币的信用基础是政府信用背书。央行在发行数字货币时并没有采用区块链技术，而是采用了密码学的一套技术，以保障数字货币不可复制的防伪性；不过，央行数字货币采用了双层运营体系，即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后，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其中，数字货币在由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推广给公众的环节中，央行秉持着技术中性的态度，并不限定各家商业机构推广数字货币时所采取的技术种类，各家商业机构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使用包括区块链、中心账本式技术等在内的所有适宜技术。

理论上讲，央行未来推广的数字货币和现有的货币有很多的衔接之处，如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也可以进行总量调节，正是因为能够进行总量调节，也使得央行数字货币未来能成为主流货币形态，并保持价值稳定。

在匿名性质方面，不同于比特币的完全匿名，央行数字货币是可控匿名。所谓可控匿名，是指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资金交易的双方，在无需知道对方信息的情况下就可完成资金交易，这就像我们日常去商店买东西付款一样，消费者只需把现金支付给商家就行，无需知道商家的个人信息。然而，由于央行数字货币的交易都是在线上，所以线上都会留下交易记录，这些记录在官方数据库中是留痕可识别的，只不过会有信息安全的机制保护。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央行数字货币还在封闭式内测阶段，作为一个新兴事物，您认为央行数字货币最终能否面向社会落地？哪些机制会保障它的落地？

徐远：央行数字货币并非空泛概念，我认为它将来会对外落地，并慢慢推广铺开。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拥有法币地位，按照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我国还可以借助政府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等行政体系推广央行数字货币，例如，近期有消息称，苏州相城区各区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资通过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代发的工作人员，将在近期完成央行数字货币数字钱包的安装工作，其工资中的部分交通补贴将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发放。

这个消息看起来只是正在试点测试的小事，但影响很大。这意味着一旦这种内测逐渐成熟完善，可在广大政府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甚至国有企业发放员工工资时，逐步推广央行数字货币，并渐渐取代纸币。

另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所采用的双层运营体系也利于保障其落地。采用这种运营体系的好处在于，央行利用现有的银行体系逐步推广数字货币，而非另起炉灶，后者的推广成本高昂，且风险可控性不如前者。同时，相比于纸币现金，央行数字货币不论是在发行，还是在运输、存储等各个环节都有成本优势，这也利于商业机构、个人等使用。

此外，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中性原则也利于其自身的推广。如前所述，央行并不限定各家商业机构推广数字货币时所采取的技术种类，这其实是采用赛马机制的竞争手段，充分调动各家机构的技术能力，哪家机构做得好，就会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证券时报记者：如果央行数字货币未来能够顺利落地推广，它能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交易行为、金融形态等？

徐远：长远看，央行数字货币推广后或会对全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从微观层面看，一是我们将逐步进入无现金社会，但这也取决于智能手机的渗透率。尽管短期之内很难完全进入无现金社会，但可能会先进入结构化无现金的过渡阶段，比如年轻人、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等有望率先使用央行数字货币。

逐步进入无现金社会就会引申出一个问题——我们未来还需要ATM机吗？预计未来对ATM机的需求量会持续减少，一些学者曾认为ATM机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金融发明，但电子现金的发明，可能会使得未来ATM机逐渐消失。

当然，ATM机的变化只是电子现金发明后所带来巨大变化中的冰山一角，未来，整个金融设施、金融业态、商业形态等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沿着这个思路看，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或许也将逐渐发生改变。

过去银行的传统业务是存贷汇，但央行数字货币出现后，尽管起初央行数字货币旨在替代M0，但它可能会逐渐演化成M1、M2，随着电子现金的普及，未来存款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消失。就像很多人把支付宝里的零钱转到余额宝一样，未来人们手中可能不会有大量的电子现金，其手机里的电子钱包APP可能会直接链接货币基金账户，人们会选择将电子现金转成货币基金等理财产品。此外，电子现金也可以替代银行大量的汇兑业务（尤其是小额）。

沿着这个思路推测，未来银行的业务或将大致分为两大类：理财业务和贷款业务，传统的存贷汇业务形态会发生变化。银行的集中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那些掌握着高技术、大数据库和较强数据分析能力的大银行将更有竞争优势。

证券时报记者：现在多国央行都在研究发行数字货币，若中国率先在全球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这对人民币国际化会带来何种影响？

徐远：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后会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前提是人民币本身币值稳定，且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相比于纸币现金，数字货币能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和居民的使用成本，这将有利于人民币的推广。数字化技术只是能降低人民币在其他国家的流通成本，但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前提，依然是人民币本身是值得信赖的货币。

证券时报记者：央行数字货币推广后，除了会带来微观层面的改变外，长远看，您认为还会带来哪些更深层的改变和影响？

徐远：货币底层的变化会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抛开细节行为方面的影响外，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使得人类社会的信息结构、信用结构和监管结构面临分解、重构。过去的数据信息都是分散的、线下的，收集数据、集中成数据库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数字化货币的出现，可以使得很多交易在线上完成，这就利于将分散的信息变得加速集中化。当越来越多的交易搬到线上后，信息结构会更加完备。

当信息结构变得集中、完备后，人类社会的信用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所有的商业行为、金融交易行为都是基于信用，而信用来自于数据和信息，当数据和信息都存储在数据库有据可查时，信用则更容易建立。也就是说，当有一个很大的数据库可以依赖时，人类社会的信用结构也会重建。

信用结构重建后，也会影响监管结构的改变。所有的监管行为，都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互动，正是因为信息和信用被重构后，监管的办法、手段和效果都会面临重构。

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一个不断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建立信用，产生交易和分工的过程。从这个层面看，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深远影响。

证券时报记者：数字化货币的出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更进一步，您认为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徐远：数字货币的原理和运行机制已经比较成熟，只不过因为是新生事物，所以推广时会谨慎一些。不过，一旦正式落地后，其推广铺开的速度可能会很快。央行数字货币符合现代货币学原理，即依托国家信用，保持币值稳定，避免恶性通胀；但央行数字货币又借助了技术信用，并通过运用新技术，降低商业社会中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如信息收集处理成本、信用成本等。

当很多交易的成本被降低后，一些交易就可以“无中生有”——过去很多因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发生的交易现在可以实现。交易范围的扩大，可以产生更多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带来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降低交易成本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起到根本作用，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可以释放更多的生产力。

证券时报记者：人类社会的货币体系经历了多次演变，具有国家信用背书的数字化货币的出现，是否会意味着全球货币体系进入新纪元？

徐远：从整个货币史的角度看，目前人类社会的货币体系经历了两个阶段——商品货币、美元体系。起初是用贝壳等珍贵物品作为货币，进入商品时代后逐渐将黄金定为货币，1816年英国最先采用金本位，到19世纪后期，欧美主要国家都采用金本位。

金本位的采用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因素。工业革命距今也就200多年的历史，因为有金本位，使得当时欧美主要国家都有通用货币，从而推动市场范围扩大、交易行为大幅增加和技术进步的加快，甚至可以说，因为有了金本位，才能产生全球统一市场，从而推动工业革命的铺开。

人类货币史的第二阶段就是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体系，这两个体系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美元借助黄金逐渐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从商品货币向美元体系过渡的中间状态。也就是说，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今，当今全球依然是美元体系，其货币实质是国家信用、美元信用，是商品信用到国家信用的转型。

2020年如果出现数字化货币，在人类货币史上又会有何定位呢？央行数字货币是保持了现有的国家信用，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更好的技术，用新技术“加持”国家信用。因此，我认为，人类货币体系有可能从今年开始，从国家信用转向“国家信用＋技术信用”。如果这样，在人类货币史上，只有两年可以和2020年相提并论，一是1816年金本位确立，二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人类进入货币史新纪元。

多年以后回头看，2020年会因为两件事情而刻入历史坐标，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一是数字货币。基于对货币底层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理解，后者的影响可能比前者还要深远得多。再过二三十年回顾当下的疫情，可能会发现不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但数字货币落地后，整个人类社会的商业形态、金融形态等都会发生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