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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10亿人口的农业大国。由此而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工业化,农民从农村进入工厂。第二步是城市化,农民从工厂到城市。与此伴随的,是市民阶层的进步,是工业与城市文明的生长。
 
与此相应,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城镇化,核心是建工厂,以工厂为核心建设城镇。第二步,是都市化,是把以前以工厂、以生产为核心的城镇,改造为以市场、以交换为核心的都市。为了突出第二步的重要性,我们称之为“再城市化”。
 
1 中国做对了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是中国农民不断离开土地,进入工厂,留在城市的历史。概括这40年的历程很难,有很多的维度吗,其中可以使用的一句话是,“人类演化的一条轨迹,是更多的人离开土地,汇成城市”(徐远《人地城》)。
 
翻看1978年的数据,10亿人民8亿搞饭吃,并不是一句空话。当时全国人口9.6亿,乡村人口7.9亿,城镇人口1.7亿,城市化率18%。全国的就业人口4亿,2.8亿在农业,0.69亿在工业,0.49亿在服务业,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70%。考虑到老年人和青少年在农村大量参加农业劳动,但是在城镇却无法正常就业,农业实际的就业占比要更高很多,可能达到80%。10亿人口8亿搞饭吃,说的就是这个局面。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大都是农业经济学家,原因很简单,那时候农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农业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
 
短短40年之后,中国的城乡局面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看最新公开可得的2018年数据,全国总人口14亿,就业人口7.8亿,其中2.1亿在农业,2.2在工业,3.5亿在服务业。考虑到农业就业可能存在的高估,实际的农业就业还要少一些。农业就业的占比,已经从80% 下降到27%甚至更低,很多人已经离开土地,汇入城市了。每年春节的返乡潮,是大量农民工已经进城的集中写照。在他们充满乡愁的返乡见闻中,故乡的村落已经衰落,已经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
 
然而,中国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远不是一帆风顺的。“离土不离乡,就地工业化”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向往城市、拥抱工业文明的第一次努力。“自带干粮进城”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心酸,却突破了“离土不离乡”的禁令,撕开了向城市转移的第一道口子,在当时是个很大的进步。再接下来是1992年开始的大规模“民工潮”,真正拉开了中国农民“离开土地,汇成城市”的大幕。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迄今已经3000多年。30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第一次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国农民第一次大规模地“离开土地,汇成城市”,这无疑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结构变迁。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容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人类社会已经取得的经济增长,是和城市的发展伴生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化的成果。中华文明的复兴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能走多远,取决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能否取代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成为真正的世界之都。
 
2 中国农民进城第一步:从乡村到工厂
 
历史是一面镜子,帮助我们照亮未来。我们不妨回首看一下过去的城市化道路,看一下这条道路起点在哪里,走到了哪里,以及通向何方。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新中国农民进城,分为两步走,第一步从乡村到工厂,第二步再从工厂到城市。
 
从乡村到工厂是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一步,这一步从1978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基本实现了初级和中级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阶段的重大事件,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住房商品化改革,加入WTO等等。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10亿人的吃饭问题,把8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基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农民从乡村到工厂的第一次尝试。因为不让离开土地,农民就把工厂开在了农村。1992年以后,农民工进城的限制打开,农村的工厂也就是乡镇企业发展放缓,城镇的工厂迅速崛起,这就是后来的民营企业。
 
住房商品化和加入WTO这两件事,为城镇的工厂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房地产拉动基建、建材、汽车、家电、机械等行业,使得从过去十几年中国没有内需不足问题。加入WTO使得中国的巨大劳动力和世界成熟的商品流通市场结合,带来了巨大的外需。内外需结合,拉动了中国的工业生产,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生产技术得到巨大进步,形成了巨大的产能。
 
在和世界市场结合的过程中,在内需、外需的双重拉动下,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得到极大提高,基本完成了初级和中级和工业化,为更高级的工业化奠定了经济和技术基础。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
 
这一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全国是个大工地,都在忙三件事,一是修工厂,二是搞基建,三是建房子。
 
修工厂有两个重要抓手,一个是招商引资,另一个是建工业园区,二者都是快速工业化的重要抓手,实质是降低工业化的初始成本,快速形成产能,开拓和占领国内、国外市场。
 
大规模基建的实质,是完善基础设施网络,降低市场流通的成本,帮助形成更大规模的市场。在以前基础设施很不完善的背景下,大规模基建的方向也没有错。
 
房地产的实质,不仅是满足居住需求,更重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金融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融资”。中国的快速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这个资金从哪里来?对中国这样大体量的经济体而言,依赖外资不现实,外资体量太小,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储蓄。
 
在银行体系效率低下,股票和债券市场刚刚起步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担起了这个重任。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来说,土地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融资工具。从居民的角度来说,房子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储蓄工具,在投资渠道匮乏的中国居民尤其重要。地方政府卖地建房,相当于是为居民发行“城市发展股票”,买了这个股票的人,都获利颇丰。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房地产市场上存在很多乱象,造成了很多扭曲,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正面作用,不应被低估。
 
3 中国农民进城第二步:从工厂到城市
 
刚才讲的是从乡村到工厂,是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一步。在此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了从工厂到城市的第二步征程。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城市替代工厂,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2013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三个反超”和房地产价格的“一个分化”。这“三个反超”和“一个分化”,从数据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经济增速上的“三个反超”,指的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反超、消费型城市对投资型城市的反超、服务型城市对制造型城市的反超。这3个反超,说明以服务和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大城市,已经取代以投资和制造为基本特征的中小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房地产价格的“一个分化”,指的是从2013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束了大中小城市“同涨同跌”的局面,开始了“大城市大涨,中城市小涨,小城市基本不涨”的分化格局。2013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分化元年。房价是一个城市发展潜力的综合反应,房价的分化说明中国城市发展遍地开花的局面已经结束,潜力大的城市开始领跑。
 
“三个反超”和“一个分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重大变化。经济发展的动能,从工业化转变为城市化。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从工厂转变为城市。农民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生力军,将要完成从工厂到城市的关键转移,完成从工人到市民的身份蜕变。
 
在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一阶段,表面上进的是“城”,实际上进的是“工厂”。大量的农民工,进的是车间和工地。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这有高度的合理性。没有就业机会的进城,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拉美国家比如巴西、阿根廷,虽然城市化率很高,但是由于没有充分的产业支撑,经济发展遇到很大瓶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城市,其实就是工厂,因为这些城市是以工厂为核心建立的。没有工厂,就没有就业,没有生产,没有经济增长,没有税收。相关的生产型服务行业,也是以工厂为依托的。后人回头看这一段历史,一定会从“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这两个充满时代特色的词语中,清晰发现工厂在这阶段城市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不过,由于缺乏市民身份和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些农民有了一个特殊的名称“农民工”。这个词的意思,是说这些农民虽然在城里,但是他们不是市民,而是工人,是城市的过客。中国农民进程的第二步,是从过客变成居民,从工厂走出来,融入城市。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中国农民的吃苦耐劳和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视角看,你很容易就看明白了中国城市房价的“涨声不断”。
 
4 中国的“再城市化”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中国农民进城的“两步走”,必然对应着中国城市化的“两步走”,第一步是城镇化,第二步是都市化。
 
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步,是城镇化,核心是建工厂,以工厂为核心建城市。这一步高度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一步,中国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了初步的国内市场,为进一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基础。目前这一步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成为了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城市化的第二步,是都市化,是把以前以工厂、以生产为核心的城镇,改造为以市场、以交换为核心的都市。为了突出这个第二步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再城市化”。再城市化,不是抛弃以前的城镇,而是以“城”为基础,发展“市”。在“城”与“市”的二元对立中,“城”是经济基础,“市”是上层建筑,“城”是硬件,“市”是软件。“城”与“市”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在很多国家,从乡村到工厂,从工厂到城市这两步,是同时进行、交替前进的。但是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这两步被分开了。具体说,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单兵突进,而不是双轮驱动,根源于中国的两个天然存在的优势。
 
首先,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优势。中国的经济起飞晚,可以充分学习高收入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自己的劳动力结合,快速实现工业化。不仅技术,很多产品也是借鉴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路径,风险很小。
 
其次,成熟的世界商品流通市场,给中国带来了现成的市场资源。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第二次经济全球化,世界商品流通市场趋于完善,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而不必一步一步开发市场,这样就进一步加速了工业化。
 
和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没有那么快。工业生产在劳动力、资金、技术到位的情况下,可以快速复制、快速迭代,工业化的速度可以非常快。但是城市的本质是人口聚集而成的一套生态系统,是一套基础设施之上的功能机构复杂分工网络,只能慢慢生产出来,不是一下子能“复制”出来的,硬性复制很容易出“鬼城”。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和城市的慢慢生长,客观上形成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局面。
 
中国的再城市化,就是要解决城市化滞后的问题。以前,我们比较注意城市硬件。以后,要更加注意城市软件。具体而言,就是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承载力,吸纳更多的人口,让城市的毛细血管发育,让城市成长为健全的生命有机体,更加便利、舒适、宜居。
 
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成为14亿中国人身体舒张、灵魂飞翔的港湾。这一点做的有多好,将决定中华文明能够达到的高度。
 
5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坐标
 
人类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并不是哪里独有,而是伴随着整个文明史。无论是东方的中华文明,还是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每一次繁荣都以一个按当时标准的超级城市为特征。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从古罗马到君士坦丁堡,从商朝的殷都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洛阳,从唐朝的长安到宋朝的汴京、临安,再到明朝的北京,都是当时的超级大城市。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的本意,是古罗马帝国的每一条路,都通向首都罗马,都可以为罗马运送粮食和物品。公元150年左右,也就是将近2000年前,古罗马帝国达到鼎盛,疆域横跨地中海,其首都罗马盛极一时,人口达到10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人口巨型城市,比我国的唐朝长安还要早500年左右。当时的罗马,是地中海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也就难怪条条大路都要通往罗马了。
 
史学家保罗·贝洛赫在《城市与经济发展》一书的开篇写道:“这世界上没什么事情比城市的兴起更令人着迷了。没有城市,人类的文明就无从谈起。”人类历史上有趣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里。
 
城市不仅在历史上是文明的坐标,也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载体。在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都达到80%左右甚至90%以上。而且,95%以上的经济产出,都在工业和服务业,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农业的产值比重很低,大约在1%左右,德国、英国都只有0.65%左右,法国高一些,也不到1.7%。农业就业的比重也很低,较高的日本有3.6%,德国、英国都只有1%多一点。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正在向进一步的城市化迈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仅有城市的进步一发展,才能将中华文明带上更高的高度。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已经位列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已经很大,资源集聚能力已经得到证明。还能走多远,想象空间无限。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基数大,发展潜力大,城市化率还只有59%左右,又恰逢数字技术和智能革命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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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

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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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学副教授。现世读书人,北大教书匠,身隐于闹市,心遁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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