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开学季，无数学子又加入“经济学”的阵营。转眼在这个行当里已经20多年，分享一点对经济学的感悟，对学术、真理、自由、灵魂的拷问。

 

一、篮球名校

 

杜克（Duke ）大学坐落在北卡州（North Carolina, 简称NC）中部的三角公园地区，罗立（Raleigh）、教堂山（Chapel Hill）、德姆（Durham）三足鼎立，各自拥有一个很好的大学，颇有三国争霸的架势。

 

杜克位于德姆，是三镇中最小的。罗立是三镇中最大的，是北卡州的首府，也是北卡州立大学（NC State University）的所在地。统计专业的人都知道SAS软件包，就是北卡州立的作品，实力可见一斑。教堂山是个平缓的小山，似乎应该有座教堂，但我从没注意过。教堂山的大学叫做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UNC Chapel Hill），是北卡系列中最好的，担得起“名校”二字。

三镇座落在大片的森林中，附近还有大片的湖泊，算是个天造地设的好地方。在森林里砍树、修路、造房子，吸引一些高科技公司入驻，就成了一个科技园区。印象里，微软、IBM和很多制药公司，都在这里有入驻，做的主要是研发。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远离都市的喧嚣，你会感到每一个细胞都是自由舒张的，很适合科研人员工作。教堂山小镇上，有很好的小学和中学，Duke的医院也是远近闻名的好医院，解决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吃饭嘛，附近倒是没什么好餐厅。好在，大多数美国人吃饭不讲究。

 

这地方没多少名人，最著名的可能是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毕业于北卡大学，文森⋅卡特也毕业于这里。篮球迷们大概还知道格兰特⋅希尔、肖恩⋅巴蒂尔、卡洛斯⋅布泽尔等NBA球星，这些人都毕业于Duke。杜克篮球队的教练，老K先生，功勋卓著，据说已经执教30多年，是Duke最有声望的人，远在校长之上。

 

还记得到美国的第一年，Duke就夺得了全美大学篮球联赛冠军，全校为之欢腾。庆祝的方式很特别，就是烧一条校园里的大长板凳。这样的板凳到处可见，往往有两三层，颇像小型的移动体育看台，供学生们闲坐聊天用。拖一条这样的板凳到教堂前的大草坪上烧掉，不知从何时开始成为一种庆祝的传统。看起来有点奇怪，其实也无伤大雅。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只要没什么大损害，为什么不呢？当时刚到美国，一心想多了解美国，和美国的同学们混得比较熟，记得是和同班的丹尼⋅韩格曼等人一起庆祝，看着本科生烧板凳。

 

中国人有瑜亮之争的情节，美国人也一样。Duke和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相距不到20公里，是一对欢喜冤家，大概是因为两所学校的实力相差不远，有的一争。Duke的综合实力强一些，北卡大学也不差，这样争起来才好玩。不管是朋友，还是对手，实力相近才会心有灵犀。对牛弹琴，终究是索然无味，是寂寞到极致才会做的事情。

 

瑜亮之争，在篮球上体现得特别明显。系里一些老师在Duke教书，但是住在教堂山的漂亮房子里，经常要选边站。在学校选Duke，在家里选UNC的人，估计也不是没有。瑜亮情节，或者是人类基因里的东西。听说，哈佛和麻省理工（MIT），斯坦福和伯克利，都存在这样的情节。

 

二、研究院生涯

 

念博士的第一年很轻松，做作业考试，对中国人向来不是难事。教微观的两位老师都是妙人，第一学期的托马斯⋅尼克巴（Thomas Nechyba），可以拿一支粉笔把Mas-Colell 那本厚厚的微观经济理论讲清楚，从来不带讲义。当时英语不好，课堂上偶尔提问，也是结结巴巴。好在老师功力深，总能听懂，加一句话，或者在黑板上加一笔，就清楚了。

 

教博弈论的科缇丝⋅泰勒（Curtis Taylor）教授也是个妙人。由于先天的原因，泰勒教授几乎没有视力，他信任你的方式，是走路时收起盲杖，牵着你的胳膊，但是是他牵着你，不能是你牵着他。尽管没有视力，不影响他用语言把博弈论讲得很清楚。偶尔需要画示意图，就会请一个志愿者上台，根据他的指示画。一年级的博弈论，就是这样讲下来的。泰勒教授学术成就很高，当时担任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副主编。不时让我想起《阿甘正传》里面的一句台词：把上帝给你的发挥到最好。在自由的国度，的确有很多人做到了。

 

轻松过了微观和宏观两门资格考，真正的研究院生涯开始了。此时，你要选一个导师，找一个有价值的题目，花3-4年时间写一篇导师和指导委员会看得上眼的论文。导师一般不会放水，因为对他没什么好处，只会伤害他的声誉。所以，博士论文是真正的研究院生涯。

 

不过，读博五六年什么都拿不到，也过于残忍。慢慢地，圈子里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你不进入北美和欧洲的主流学术市场，去业界或者主流以外的地方就职，系里会稍微松一点。程度嘛，不好说，有的很松，大牌的教授更爱惜羽毛一些。其实，这不仅是爱惜自己的羽毛，也是帮助学生长羽毛。对学生严厉，让他在最好的年龄里读点书，学会思考，是终生受用的事情。没准那些小绒毛能长硬，展翅高飞，谁知道呢？

 

出国前在北大攻读过硕士，师从宋国青教授。两年半耳濡目染，开始对宏观有了感觉，所以一心是想学宏观的。无奈造化弄人，当时Duke的宏观教授几乎走得干净，无师可从。一年级的老师肯特⋅金伯鲁（Kent Kimbrough）教授师出芝加哥大学，基本功很扎实，可是严谨有余，犀利不足，不对胃口。

 

人生的际遇，很多时候源于偶然。记得有一次参加系里的师生快乐时光（happy hour）活动，和一个拉美模样的年轻老师相谈甚欢，发现那家伙有很多想法，不像一个被框死的书虫。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系里当时最好的宏观教授恩里克⋅曼多萨（Enrique Mendoza），后来很快去了马里兰。我在Duke做宏观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因此破灭了。其实，曼多萨教授当时也已差不多40岁了，只是潜心学问的人心思单纯，看起来像个年轻的博士生。

 

从第二年开始，主要的任务是听专业课和讨论班。辗转听了些微观理论、经济思想史、产业组织理论的课程和讨论班，感觉时有感触，但迟迟不得要领。就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还没遇到激发荷尔蒙的那个姑娘。

 

三、看上去理性

 

辗转一年多，最后找到的商学院的辟特⋅卡尔（Albert Pete Kyle）教授，后来成为我在美国的导师。

 

 

第一次见到卡尔教授，就有相见恨晚之感。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卡尔教授直入主题，提了一些值得做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的语境，是如何识别一个人的行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这事关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假设。传统的理论，都假定人们是理性的，但是没有论证过，是作为“假说”（Hypothesis）存在的。“假说”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暂且提出来，据此进行分析，有待后人去验证。好的假说，往往大大便利了分析，比如理性预期假说（Rational Expectation Hypothesis）、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非经济学的领域，比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假说。

 

卡尔教授的猜测，是从实证的角度看，我们可能无法识别，因为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实证效果可能在计量上是无法区分的。迄今还记得他当初的问题：人们的行为可能看起来是理性的，但实际上是不理性的；或者人们的行为可能看起来是不理性的，但实际上是理性的，二者导致的数据结果如此相近，以至于无法区分（英文原文：Is it possible that the behavior of rational people is seemingly irrational? Similarly,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behavior of irrational people is seemingly rational? These two types of behavior may have similar empirical patterns and thus cannot be empirically differentiated.）。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动摇了1950年代以来经济分析的基础。倘若回答是肯定的，更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卡尔教授是行为金融的实际奠基者之一，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奇怪。

 

这两个问题的负面因素，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很多实证研究。倘若计量不能区分理性和非理性，也就不能区分很多东西，要计量何用？

 

在计量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样的想法几乎是人见人憎的。根本的问题，在于由于统计困难、模型设定等方面的问题，使得计量的“力量”（power）很低，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确定性知识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测量的准确度低，经济学的理论是高于实证的。理论功底不深的人做实证，纯粹是瞎掰。

 

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不少时间，前后大概一年，做了很多的模拟计算，就是为了得出两套不同的数据生成过程（data generating process, DGS），一个理性，一个非理性，可以产生非常近似的数据结果，无法用反向工程的办法识别。基本的想法，是二者的最大似然函数可能非常相近，因此在计量上难以区分。

 

迄今为止，我依然相信这个题目是很有意义的。可惜，这个题目在计量组汇报的时候遇到阻力，计量专家们认为缺乏新意。从计量的角度，是寻找区分度大的最大似然函数，而不是区分度小的最大似然函数。计量专家的自然反应是：如果区分度小，去找一个区分度大的。至于现实世界的区分度大还是小，计量专家们是不关心的，这是他们的职业素养和思维导向决定的。

 

因为这个阻力，后来不得不更换论文题目。尽管如此，我非常喜欢这段经历。这是对经济学的一次深入思考，对计量经济学的仔细玩味，同时加深了对方法论的理解。虽然只留下了电脑里的一堆草稿和程序，却是终身难忘、终生受益的经历。后来的博士论文虽然顺利过关，但是其分量没法和这些草稿相比。

 

 

Duke的计量是很强的。发明GARCH模型的缇木⋅波罗斯莱姆（Tim Bollerslev）之外，计量组的乔治⋅淘肯（George Tauchen）教授，也是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fellow）。乔治⋅淘肯教授，也是一支粉笔打天下的主，计量课讲得之清楚，显示了几个甲子的功力。他的口头禅是“假设越多，结果越多”（英文原文：You assume more, you get more）。换句话说，计量的结果，都是“假设”出来的。“假设”的好坏，显示你的功力和品味。

 

 

四、辟特⋅卡尔教授

 

和卡尔教授聊天，是我在Duke最难忘的经历。记得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大约是2002-2003年的样子，大约每一两周找他一次，每次聊大约一小时的样子。卡尔思路敏捷，语速很快，我当时英语不太好，只能勉强跟得上，每次都觉得很吃力，因为他的话信息量太大了。聊完了，会觉得脑袋很累，就抱着篮球到球馆投篮。Duke有东西两个体育馆，篮球馆都很大，白天经常可以一个人霸占一个篮筐。

 

一语中的，击穿世界，是真正高手的修为。找一个聪明人被他虐，是年轻学子提高自己的途径。那一年，潜移默化，形成了我对很多金融问题的基本看法。卡尔当时还是金融学的副教授，后来在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拿到了讲席教授的职位，也算是功德圆满。

 

现在的年轻学者，不一定很熟辟特⋅卡尔这个名字。早些年，这个名字是很响亮的。据说，每年诺奖评选的季节，这个名字都会被人们提一下，大家都觉他很厉害，但是又觉得希望不大，因为他的文章虽然犀利无比，无奈数量太少，要三五年才发一篇。也是因为这个，他虽然少年得志，很早就拿到了终身教职（tenure），但是做了很多年的副教授，最终远走马里兰。我不知细节，但是卡尔教授后来应该也不是很开心。

 

还听说一个故事。说新来的年轻教授喜欢找卡尔教授聊天，把他随口说说的小想法找数据做成论文，发在顶级期刊上。很多人靠这个功成名就，拿到了正教授，可是卡尔教授还是副教授。

 

卡尔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金融市场微观结构领域，据说他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1985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的论文，是经典中的经典，被无数次引用。“反复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样的评价，大概是为这样的论文量身定做的。后来的很多论文，大都有狗尾续貂的嫌疑。

 

其实，这篇论文的发表版，并不是卡尔教授的本意。卡尔教授的本意，是看信息的垄断拥有着如何策略性使用信息在股票市场上获得最大的盈利。“策略性使用”这个词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信息垄断者不能使用固定的规则，而是要玩弄市场。可是，这样的策略既然无法固定，至少是随机的，如果不是反常的、异想天开的。这样一来，显性的均衡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写成论文发表了。

 

为了发表，卡尔教授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想法，加上了线性均衡的约束，求解出一个线性的均衡。这样的均衡，只能是多个可能的均衡中的一种，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是不高的。要想真的理解世界，至少要解出所有可能的均衡，并给出均衡出现的密度和条件密度。进一步，要理解非均衡出现的可能性和向均衡演化的路径。这些，都是难以求解的问题。

 

科斯曾说，经济学家理解不了真实的世界，就用一个假想的世界替代之。这一点，连辟特⋅卡尔教授都不能免俗。

 

文章是发了，而且风光无限，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可是，在心有七窍的卡尔教授的内心深处，这无异于一次自我阉割，颇有黛玉葬花的残忍。后来的金融微观结构理论，虽然偶有建树，但主要是在一条已经被阉割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五、赛敏讷

 

研究院生活的核心，是赛敏讷。赛敏讷的英文原文是seminar，一般翻译为学术研讨会。考虑到国内的学术研讨会和这里的seminar大相径庭，基本不是一回事，故采用音译。

 

说一句题外话。国内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赛敏讷，更多是“学者们”互相捧场，相互给面子的方式。消费研究经费倒是小事，更重要的是消费了学生和听众的时间，是种极大的浪费。时间长了，学生和听众没什么收获，慢慢也就没有了积极性。好在学生人多，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这个游戏还能玩下去。

 

回归正题。一次赛敏讷，一般是请一个学者宣讲他（她）一篇较新的论文，大家倾听、提问、批评、建议。对于演讲者，这是一次梳理；对于听众，这是一次学习；交流切磋，相互提高。

 

讲课的人都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平常上课讲的是已经成型的内容，赛敏讷讲的是最新的研究和思考，更加考校功力和深度。短短一个半小时，可以把一个人的毕生功力彰显无遗。

 

功力深的，内容新颖，见解独到，思路清楚，给人启发；功力浅的，就大不一样了。面对观众的提问，五分钟就被扒光了，赤条条站在那里，窘迫可想而知。更浅的，是被扒光了还不知道，说些不着边的话，甚至强词夺理，令人啼笑皆非。此时大家也会宽容一点，点到即止，不用致人于死地，除非坏了规矩。比如，对问题置之不理，这样就是对邀请者的蔑视了，极少出现的。遇到不能回答的问题，说句软话也能过去。

 

现在不少学生有一个很坏的“优点”，是说软话的本事一流，但是不肯花硬功夫，经常用“这是个好问题，我呆会再回答你”、“这是个好问题，我们私下再讨论”、“这是个好问题，我是引用某大牛的做法”等话语塘塞。既然是个好问题，为什么要让别人等呢？你说清问题的机会来了，该好好表现才是啊？为什么要私下讨论？你引用别人的做法，有没有把这个做法的前前后后弄清楚？问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弄清楚？再说了，万一这个“大牛”做错了怎么办？

 

其实，这样的话说出来，就意味着你不想探究问题，只想乞求过关，此时你已经不是学者，与乞丐无异。堂堂正正做什么不好，非要做个乞丐？学者以学问立身，腰弯下去容易，直起来就难了。

 

最精彩的赛敏讷，是不仅演讲者的水平不错，听众中也有高手，这样评论时出招凌厉，答问时接招巧妙，激发出最好的讨论。

 

这样的赛敏讷当然不多，甚至非常少。最难得的，不是台上那位，而是台下那位。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两篇好文章，朝思暮想之后，对自己的文章很熟悉，演讲、接招都能大致对付。接招的手段，取决于理解的深浅和格局的大小，是个功力的问题，倒也不必过于勉强。台下的那位，要对不太熟悉的文章很快抓住要点，点出要害，则要对整个文献框架都要有理解，不是头脑敏捷就能做到的。不是胸有丘壑之人，万难做到这一点。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极少，卡尔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毫不夸张的地说，杜克的赛敏讷，就是卡尔教授的赛敏讷。没了他，会索然无味。其实杜克有很多传说中的大牛，比如凯姆⋅哈维（Campbell Harvey）教授，盛名远扬，后来担任过美国金融学会扛鼎期刊《金融学》（ Journal of Finance）的主编，学术地位可见一斑。不过，在赛敏讷上，很少见到他问出一针见血的问题来。或者，是性格的缘故。

 

 

说起来，哈维教授也是功力很深的人。一次聊起来，他对我说，做论文要找一个重要的题目，这样即便只有很小的进展，也是很大的贡献。倘若你找了一个不重要的题目，即便有很大的进展，也是很小的贡献，而且很难延续下去。一句之师，没齿难忘。

 

其实杜克还有一位低调的牛人，他就是构建了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Consumption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简称CCAPM）的道格拉斯⋅布雷顿 （Douglas Breeden）。他1979年的文章，是CCAPM的奠基之作。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明白，CCAPM其实标志着古典金融学的终结。其后的三十年，是行为金融学兴起的草莽时代。而布雷顿同志，早早离开了象牙塔学术圈，创立了自己的基金和其他企业，旗下管理基金达到90亿美元。据说，某一年他捐赠了1500万美元给杜克商学院。

 

 

查一下布雷顿的简历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发表清单很短，几乎和卡尔教授的一样短。发表不多，影响不小，似乎是学术大牛的共同特征。布雷顿似乎有七窍玲珑之心，几乎是第一时间意识到了学术的终结，转向投资和实业。和几十年如一日倡导宏观金融学的芝加哥学术大牛约翰⋅考克雷恩（John Cochrane ）相比，布雷顿的悟性似乎要敏锐很多。其实，金融圈子里几位真正顶尖的好手，都去了业界，比如费舍⋅布莱克（Fischer Black）、三福⋅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

 

 

布雷顿当时是杜克富宽（Fuqua）商学院的院长，很少在赛敏讷上出现。偶尔出现，也是安静地坐在最后的角落里。偶尔的发言，会非常简洁，且犀利无比，有顷刻之间把人扒光的穿透力。布雷顿在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卡尔教授会感到压力，发言略微谨慎。演武场上多了个高手，气场瞬间不同。回想起来，卡尔教授大多数时候应该是很寂寞的。

 

六、钱学森之问

 

能像卡尔教授一样引导赛敏讷的人，越来越少了，几乎难得一见。这样的人，需得“脑中有框架，胸中有丘壑”，谈何容易。除了自身的悟性和勤奋以外，还要多年的积累和沉淀。风云际会，才能成就这样的人才。粗粗想来，至少需要如下四个条件。

 

首先，需要一个悟性较高的人。这个不难，世间聪明人很多的。只不过，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很少有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分。

 

其次，这个人要有学术热情，对探寻世界的真像和本源有兴趣，这个就比较难了。聪明人很多，但是喜欢做学术的人不多。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学术的特点是发现规律，外部性很大，但是对研究者本人的好处很小，不符合个人优化选择的原理。最后做学术的聪明人，终究是因为两个字：喜欢。

 

第三，遇到好老师也至关重要。古语说，师傅领进门，修炼在自身。修炼固然重要，可是也要有人领进门才行。方向错了，容易南辕北辙，越努力偏得越远。

 

现代科学，看起来是一堆资料、数据、公式，似乎就是计算、归纳、演绎。可是，不是天资聪颖、勤奋努力的人，就能作出好学问的。倘若如此，为何学术有先进和落后之说？现在的学术文献，可是全球共享的。进一步问，是不是运算能力强大的计算机就可以作出学问来？至少现在，这样的可能性还停留在科幻中。

 

问题在于框架和方向。功力深厚的老师，对格局和方向把握很准，避免在细枝末节上纠缠，找到重要线索知道乘胜追击，不至于手握金沙而不知往下继续挖黄金，所以才事半功倍，终有所成。

 

所有的科学，终究都是艺术。只有匠心独运的人，才能乐在其中，有所建树。好的老师，就是把自己的匠心传承给自己的学生。在大学里无人教书的时代，就不要再奢望这样的老师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个人要能安心积累和沉淀很多年。社会科学不像逻辑科学（比如数学、计算机），聪明和天分固然重要，经验和积累也很重要。没有十多年的积累，很难融会贯通，形成框架，这就对积累和时间提出了要求。

 

这一点，几乎是致命的。醉心学术的人，往往心思单纯，否则难以专注，而专注是做研究的必要条件。其实很多聪明人的天分相差并不大，就看谁更专注，更沉得住气。

 

多年安心的积累，需要一个身心愉悦的小环境。金字塔不是奴隶修出来的，精密的瑞士钟表也只能由心情舒畅的匠人制造。身心受到压抑的人，心力大受影响，达不到好的状态，不但很难修炼功成，还容易走火入魔。漫长的修炼过程中，一旦心思散乱，思考力难以凝聚，事倍功半不说，就像中了化功大法一样，本来的功力也会消散，十数年心血付之东流。

 

现实中一些学术成就高的人，常常看起来木讷，其实是先天或者后天地对一些信息不敏感，这样不受干扰，反而有利于修炼。另一些悟性好的人，因为敏锐，所以敏感，抗干扰的能力差，看起来聪明伶利，却不能足够专注，反而不利于积累，也是天性使然。心力一散，目光难以穿过表象，深入问题，只能大呼无奈。从肝胆俱裂到欲哭无泪的心情，大概只有自己知道。人类从有灵魂的那一天起，就找到了自己最忠实的伴侣：孤独。

 

现实中一些学术成就高的人，往往少年得志，早早确立学术地位，不理俗务， 潜心修炼，终有所成。卡尔教授，大概属于这一类。当然，大多数少年得志的人不会选择这条道。学术终究是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对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吸引力的。最终坚持的，只因为喜欢。某种意义上讲，贵族精神是学术的必要条件。你必须是一个精神上的贵族，不求别人的认可，只想做喜欢做的事情。

 

民国时代，出了一批学术好手，反证了学术是贵族的活动。你看流传下来的名字，大多不但出身名门，而且师出名门，年轻时就已经声名赫赫。还有一个可能的因素，就是当时的人们一心救国图存，以天下为己任，个人的考虑反而置之度外，客观上也是过滤干扰的因素。这样的心境，今天很难再有了。

 

建国后，钱学森曾慨叹少见学术大师，后世称为“钱学森之问”。其实简单，学术需要安心的钻研和积累，需要自由的头脑与灵魂。枷锁之下，杂念丛生，心力大减，积累起来就难了。出类拔萃之人，小有所成之后，干扰变多，心力难聚，也往往半途而废。更有甚者，小有名气之后，就玩弄学术“权力”，固步自封，不仅压制了别人，也压制了自己。

 

学术是人类文明的奢侈品，是自由灵魂的分泌物。学术的金字塔，不可能由奴隶修建。对钱学森之问的最简单回答，是我们每个人灵魂里，依然住着一个奴隶，受惯了别人的压迫，翻身了又去压迫别人。

 

七、告别

 

杜克的时间过得很快，在那个小镇上，有一辆二手车，附近有超市、体育馆，生活甚是舒适安详，就像自由的鸟儿。

 

我的导师委员会的人都很友善。因为是自己挑的，脾胃也较为相投。卡尔教授、泰勒教授就不再多说了，丹尼尔⋅格雷姆（Daniel Graham）教授也是一个老派的教授，看起来总是笑眯眯，话不多，但出言必有重点，时常犀利惊人。西蒙⋅杰微（Simon Gervais）教授异常热心，对我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很多直接的建议，令论文添色不少。

 

可惜，美国学术圈这些年变色不少，潜心学术的人越来越少。发表制度下，大家都不得不变成发表机器，用好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目争取学术地位，甚至是“学术权力”。“权力”一词一出，科学面前人们不再平等，是非不看对错，发表就是真理，也就不再有真正的学术了。

 

临行前去拜访几位教授，说几句感激的话。当时科缇丝⋅泰勒教授是经济系主任，向他感谢系里的培养，希望以后能替系里做点什么。教授淡淡说不需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This is what we do）。

 

杜克西侧，有一片不小的森林，里面有一家酒店，旁边是个高尔夫球场。在森林里面开辟了一个跑道，记得一共4英里长，读书期间曾经去跑过几次，之后再也没有去过。

 

年岁不算大，惰性却渐长。不知不觉中，已经好几年没去过美国，没回过杜克。曾经珍惜的游历，曾经见过的天空，慢慢模糊起来。捡拾零星的记忆，以防全部忘记。

 

徐远

起笔于2016年5月16日

终稿于2016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