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增长与房价 | 中国城市化已经发生新变化-徐远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工业化已经初步完成，城市化成为新动能，经济和人口将向大城市进一步聚集。

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成绩，都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现在城市化阶段也已经到来，以后的增长模式一定会变，而拐点在2013年已经发生。

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未来经济增长一定以城市为核心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从长期历史上来看，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化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的城市化率、世界人均GDP水平、世界总人口是联动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和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的，呈现三位一体的态势。未来经济增长一定是以城市为核心的，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大城市经济密度高，经济产出高的区域都聚焦在几个大都市圈。

把世界主要国家三大都市圈人口和GDP占比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主要都市圈人口和经济产出的占比比发达国家低很多。通过对比1960和2000年全世界范围内规模城市人口在10万人以上城市总人口占比，以100万来区分大、小城市，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占比是在增加的。这说明，在过去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世界的人口总是在向大城市聚集，这在欧洲、美国也体现的很清楚。

城市规模和经济效率，人均的城市产出与城市人口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城市的距离是一个历史的趋势，背后有经济生产率提高的原因。

中国现在向大城市聚集的程度还很低，空间还很大

现代工业革命以后，城市是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聚集。中国现在聚集的程度还很低，远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样本的水平，说明中国的聚集空间还很大。以日本为例，这两年总人口已经下降，但唯一人口增长的地方就是东京。从大城市率看，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中国的大城市率在2015年只有23.8%，远低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和美国，略高于法国和德国。而法国和德国较低的大城市率大多源于他们的历史的、财政的原因。中国大城市率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从城市经济密度看，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北上广深的经济密度在2-3亿美元/平方公里，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但是和国际大都市比上升空间还非常大，远低于首尔、新加坡、香港、东京、纽约等国际都市。所以，中国城市聚集的空间，在给定的面积上产生更多的产出以及支撑更多人口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从中国主要省份人口聚集来看，从2005至2015年，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趋势非常清楚，基本情况是各省总人口基本不变，略有增长，个别地方下降，但是重点城市人口增速非常快，这是中国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证据。大城市是资源集聚的区域，人们都会向此聚集，集聚还远没有结束。

中国改革进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化，2000年以后加入WTO，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期间工业技术的进步是超出想象的。中国改革进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从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比率来看，中国的比率是很高的，说明工业化远超过城市化。2013年以后，我国城市化率速度在上升，而工业化率增速在减缓。

工业化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2013年已经是一个拐点，以前是工业化主导、城市化为辅，以后应该是城市化为主、工业化为辅，逐步进行产业升级。对比城市的规模和其对应的GDP，可以看出，2004至2012年，中国小城市的经济增长略快于大城市，2013年以后规律发生了变化，大城市比小城市要快。对比城市人口与GDP的变化，可以得到相似的规律，小城市的GDP在2013年以前比大城市增长要快。

工业化阶段，任何地方的生产都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当大规模工业扩张结束以后，小城市的成本高得多。所以，只有在大城市，各种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够支撑经济总量和质量的进一步升级。从人口角度看，趋势更加明显，以前人口增速小城市和大城市差不多，可是2013以后小城市人口不增加了，万亿以上GDP规模的特大城市人口暴涨，中小城市人口增速基本为0或者负，所以人口只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2013年以后特别清楚。

房地产作为城市的重点行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清楚显示2013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元年。2013年以前各种城市价格统涨，2013年以后是一线大涨，二线小涨，三线几乎不涨，这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规律。2013年以前，因为工业化驱动，任何地方都会带来生产、收入，带来房地产繁荣，而现在大多数小城市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某种意义上，中国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已经开始，从出口结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服务业占比、消费占比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来。

“刘易斯拐点”理论并不适用于动态的经济发展

刘易斯拐点的基本理论就是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高，所以农业部门劳动力会往工业部门转移，看起来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往工业部门转移。这个理论在静态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在动态意义上是错的，至少是片面的、不完善的。

实际上，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产出收入比农业部门高，完全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是技术不断进步，工业和城市部门的产出不断提高，并促进农业的技术进步，释放劳动力，不断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

所以，并不是本来农村有剩余劳动力，而是技术进步让本来并不剩余的劳动力变得剩余，背后的关键还是技术进步。城市怎么进步，怎么带动农村，怎么更多地吸附农村的人口，然后产业不断变化，这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和以前的静态人口结构的关系并不大。一些讨论中，人们经常提到的刘易斯拐点以后剩余劳动力消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存在，而且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还会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总量，相当于劳动力还有大幅增长的空间。

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和城市化是伴生的，而静态的刘易斯观点只是看静态的截面，拿出的政策诊断常常是似是而非的，提出的政策建议常常是于事无补的，甚至南辕北辙的。

（本文根据作者2017年8月在财智论坛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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