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成文于2012年5月23日。

 

尚在懵懂中时，就对秦统一六国那一段历史疑惑不解。教科书中自然是大加歌颂的，国家统一，战乱消除，人民从此安居乐业。但倘若如此丰功伟绩，为何秦朝只维持了14年？传说中春秋战国是个战乱的年代，民不聊生，可是为何我们知道的先贤大都产生于那个年代？民不聊生的话，怎么会产生那么多伟大的思想？

 

比较一下东西方历史，其实我们的老子，孔子，孟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生长在差不多的年代，大约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300年间。可是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分岔：在欧洲，主要是在地中海沿岸，城邦文明之后是分封而建；而在东方，秦统一六国，从此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秦以后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在“统一”的国家中度过，例外的是三国，南北朝，五代，还有宋代。

 

东西方历史的最大差异，大概就是西方（欧洲）找不出与我们的“中央集权”对应的东西。西方的封建，与我们周朝的封建有些相似；春秋战国时期的群雄并起，与欧洲漫长历史中的分裂发展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欧洲历史上不存在与秦统一六国后中央集权很相似的情形，至少不存在于显著长的时期内。要讨论东西方文明的分岔，秦统一六国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秦朝的体制，与秦国很像。秦国的崛起，始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本质，是用严格的管制，比如郡县，户籍，连坐等等，把偏僻落后的秦国，变成了一部服从君王的机器，整个国家处于半军事化管理的状态，或称“农战”。而其他诸侯，还在讲仁义礼智信，打起仗来诸多禁忌，害怕影响长治久安。遗憾的是，安邦之术，在战争状态下，不是野蛮的对手。另外一个因素，是秦国可以充分利用邻国带来的生产技术。这样，在技术相同的情况下，军事化管理的资源动员能力当然更强，秦灭六国，与此大有关系。后来的历史上，落后剿灭先进的战例，周而复始。唐朝，元朝，清朝，都有这个色彩。希特勒德国的战力，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秦朝建立以后，本来野心勃勃的始皇帝一下子人生失去了目标，穷奢极欲也就难免了。天下为公的孔孟故训，一度是春秋战国诸侯们的座右铭，在一个没有约束与制衡的专制者那里，当然不再具有意义。天下变成私产供一个人挥霍的含义，是资源的极度浪费，和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于是短短14年后，王朝倾塌。所谓文明遗迹的万里长城，不过是皇家的院墙，也折射出所谓天下，不过是皇家私产的心态。万里长城，折射的不是文明，而是野蛮。

郡县，户籍，连坐等制度一经发明，其生命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制度，把土地与人口这两种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牢牢控制在皇家手里，当然是帝王们喜爱的。在后来一千多年的王朝更迭当中，这些法宝一直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与其他中央集权的工具一起，建立了中国“大一统”的帝国体制，其中有两点不得不提，一是神权被君权的吞噬，二是儒家的被篡改和法家的盛行。

 

人类自古以来从来不缺神话，中外概莫能外，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与上帝制造万物何其相似。风雨雷电，大自然的造化巧夺天工，在如此之多的未知面前，人类当然很渺小。打个包称之为神，是个自然而然的做法。我无意介入有神与无神的争论，只想指出自然神论与上帝盘古女娲们之间，在逻辑推演上着实很难区分。

 

然而神的概念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各色各样的神学家们的应运而生，实际上形成了对世俗政权的制约。神学力量与君王力量，形成了客观上的竞争关系，对君王权力形成制约。但是倘若神与人合体，这种制约就不再存在了。而我们的皇帝，就是这样一种合体，是天的儿子，代表天统治人民。于是西方神学力量对世俗力量的制约，在我们这里消失了。

 

对君王的另外一种制约，来自尘世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上，东西方的演化在一开始也是相同的。我们的老子，孔子，孟子等先贤，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的年代大致差不多。孔孟之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对诸侯的影响很大。但是董仲舒之流，却把孔孟之道阉割了。民为贵君为轻，变成了等级纲常的统治秩序。仁义礼智信，被法家的残酷统治取代。历代君王，无不举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法家的要义，在于“法制”，而非“法治”。一字之差，背道而驰。法制往往是帝王独裁的工具，而法治是依法而治的秩序。

 

在消灭了来自于“神”和“人”的制约以后，我们的皇帝就真正“大一统”了。所谓的大一统，绝不仅仅是国家土地人口的大一统，更重要的权力的大一统。

 

与“分封而建”制度相比，大一统的本质在于统，而分封而建的本质在于分。这一分一统，乃是东西方的本质不同。分意味着竞争，统意味着没有竞争。两个魔鬼，总好过一个天使，高下立分。

 

我们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朝代，叫做宋。宋最大的不同，在于宋并没有统一中国，而是与夏、金、辽、吐蕃、大理等国并立。竞争之下，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空前。倘若历史是“螺旋式上升”，宋超过之前朝代不足为奇，但是后来的元明清，也再也没有达到宋的繁荣，不由令人唏嘘。     

宋朝制度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土地私有和人口自由迁徙。这两条，意味着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要素，可以自由组合，达到最高效率。与之相应，宋代的科技，工商业，城市化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四大发明中三项（火药，印刷，指南针）都是宋人发明，宋朝的大城市多达百万人，宋朝的钱庄票号发展壮大，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宋人发明的。

宋灭于元，是一个令人难解的谜题，史家给出诸多假说，宋人重文轻武是其中重要一个。宋太祖黄袍加身，怕他人同样取而代之，因而对武将心怀戒心。传说中岳飞被12道金牌召回，丧失战机，大概是一例。宋人发明了火药，已经建立了研制火炮的兵工厂，但是却没有进一步推广研制，而火药却在西方发展出船坚炮利，也是另外一例。

 

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制度上。大一统的君主制下，君主是没有真正的约束与竞争的。建立在开明君主基础上的繁荣，终究是脆弱的繁荣。然而，倘若期望在宋朝演化出君主立宪，大概也很难。正因为如此，英国发生的事情，才更加难能可贵。

 

其实现代文明在英国的诞生，是诸多条件都成熟之后的偶然。欧洲的封建制度之下，王权本来就弱，从来没有象中国的皇帝那样大权独揽，而且还受到神权和诸多世俗力量的制约。即便如此，英国的君主立宪，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从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到1688年光荣革命，也耗时四百多年。光荣革命之后不久，工业革命就开始了。而四百多年是个大大的低估，因为之前的封建分权的准备，是没有记入其中的。

 

而我们，自从周称天子之时，大概就开始丧失这样的机会。到了秦统一六国，这样的机会就不再有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走马灯一样的改朝换代，而且往往是被落后的文明征服，秦、唐、元、清，概莫能外。直到鸦片战争，外来的力量开始挑战王权，新的竞争才被重新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