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反转：从被迫改革到主动改革-徐远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本文成于2015年1月。

回首1978年，农民吃不饱饭，没什么好失去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惜冒坐牢的危险“分田单干”。反观现在，大家都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当然要瞻前顾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最坚决，至于有产阶级嘛，当然是犹豫不决的。此时，政府主动改革，去除农民的顾虑，赋予发展新动能，就尤为重要。

前文说到，2014年作为新的改革元年，中央推动农村改革的步子是很快的。7月30号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和9月29号中央深改组审议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都是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不仅指出了户籍和土地改革的方向，而且也理清了改革的思路。

下一步的关键，是这些文件能否落地。如果落了地，就会成为农村改革的里程碑式的文件，2014就可以比肩1978，成为改革的关键历史节点。如果落不了地，后人也只能在查阅文献的时候不胜唏嘘一番了。这几年农村改革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前进的步子一直迈不开。后人复后人，就这样下去，也不是不可能。

那么，现在和改革元年1978年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1 动力减弱，阻力增强

可以清楚看到的一点是，改革的动力减弱了，阻力增强了。

动力方面，来自基层农民的改革动力就明显减弱了。回首1978年，农民吃不饱饭，没什么好失去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惜冒坐牢的危险“分田单干”。反观现在，大家都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当然要瞻前顾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最坚决，至于有产阶级嘛，当然是犹豫不决的。

不仅是农民，官员的改革动力也很弱。前些年地方官员卖地，那是实实在在的收入，贪腐的可以装腰包，积极上进的可以拿来上项目、捞政绩，这都是很大的激励。相比之下，推动农村土地“确权、流转”有什么好处？不仅拿不来钱，还要花钱，而且一时半会儿绝不会见到什么成效。任期制下，很难要求官员想得长远，他们只能搞些看得见、见效快的项目。

地方官员不仅没有改革的动力，还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比方说户籍改革，这对地方官员不仅没什么好处，还会有很多负担。你看，农民进城了要给福利，要办更多学校、要提供养老、提供医疗保障、失业保险、住房保障，都是要花钱的。要知道，这些年农民打工时睡工棚，不打工时回农村，“城市”只享受他们的贡献，不给他们提供任何服务，“城市”已经被惯坏了。现在要给这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提供福利，提供服务，很多官员要么想都没想过，要么一想到就头疼。这事做成了当然好，可是风险很大，见效很慢，难怪众官员望而却步。

当然，开明的官员还是明白的，明白政府的本职工作是提供公共服务，吸引更多人来工作、生活、定居，这些人就会创造财富，经济就会发展。可是改变一个庞大的体系，哪有那么容易？岂是个别“开明”官员能够做到的？改革要有理念，但是只靠理念，也是没有用的。

改革的阻力不仅在基层干部中存在，甚至在上层官员中也存在。比如说，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由于一些认识上的原因一直反对土地的确权、流转，一直要维持现状，现在让他转变观念，谈何容易？一个人多年的观点岂是一下子能改变的？再说了，让他转变立场，岂不是要批评他以前的做法不对？所以，对一些上层官员来说，即便观念转变了也不能说，宁愿错也要坚持到底。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官员集团的意见分歧其实很大。中央深改组在9月29号就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可是这个文件时隔近两个月之后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发一个中央深改组审议过的文件就要两个月，个中曲折外人虽不得而知，但是改革效率也可见一斑。无论是什么原因，这都不符合中央大力推动改革的精神。

而且，9月29号中央深改组审议的另一个文件，《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迄今依然没有公开发布。大国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不同意见多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因此耽误了事情，却没有人承担责任的，也是令人无语加无奈。

2 从“无为”到“有为”

2014和1978年比，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改革的源头不一样了。1978年的农村改革，源头在基层，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恰好大环境也是要改革，高层的官员比较开明，就“拱”开了一条路。反观2014年，改革的源头看起来是在中央，是自上而下的，基层反而不积极。一项改革倘若得不到基层的积极响应，很难取得成功。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这一轮农村改革真的是“不得民心”的吗？不是这样的。城乡收入差距还有3倍，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差，消费都要往城里跑，也没有大公园、好学校、大商场、甲等医院这些现代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设施，更别提电影院、剧院等等，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还要大很多。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么大的城乡差距就是改革的原动力。

再比如，国人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现实中农村的中小学校比城市差很多，农村居民都想把孩子送往城里的好学校念书，这就构成了农民进城的动力。再比如，姑娘嫁人当然要挑殷实的人家，在城里有个房子，当然是实力的象征。年轻的小伙子，当然是要设法在城里买房子的。买了房子，又在城里打工，那还不是城里人？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农民并不缺乏进城的动力。那么，为何农民对改革不积极？其实不是不积极，而是有顾虑。比如说，进了城会不会“失地”？要知道农村的土地可是农民最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产，丢了很可惜的。再比如，进了城孩子就能进好学校吗？要知道各种择校费、建校费五花八门，好学校的门可真是不好进。

这样看来，这次改革的“抓手”其实在政府手里。政府倘若能去除农民进城的“失地”风险，倘若能修建更多的好学校、好医院，倘若能降低这些公共服务的门槛，农民进城的顾虑就会少很多。

回过头来把2014和1978比一下，发现真的很不一样。1978年面临的，就是一个吃饭问题，政府要做的就是“无为”，不去强调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允许农民“分田单干”，生产力这个“魔鬼”就被释放了出来。2014年不一样，政府仅仅“无为”是不够的，还要“有为”，要提供土地流转的服务，要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样才能促进要素进一步流转，进一步释放生产潜力。

最后加一句，产权、学校、医院这些公共服务，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政府是自然而然的提供者。政府要么自己提供这些服务，要么创造条件由社会机构来提供。总之，“消极无为”是不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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