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无家可归的城市-徐远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深圳是个年轻、没有包袱的城市，似乎总是充满活力。　　

　　1.善意的忽视

　　记不清从何时开始，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写一点对当地的印象，有点到此一游的意思。也就是不多的几行文字，记录一点零星的感受。下笔的原因不得而知，往往也就是有感而发，或者也是因为旅途喧闹，人易疲劳，写作可以让人安静，也算是一种休息。

　　深圳是个例外。往来深圳很多次了，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点深圳印象。昨晚下楼散步，蓦然想起来，自己亦是惊诧不已。

　　稍一思量，往来深圳的次数，真是不少。最早的一次，是1999年的夏天，当时还在北大念书，暑假来深圳旅游。那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宽阔的深南大道，两边都是树，郁郁葱葱的。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宽敞、漂亮的路，印象自然深刻。当时已经开始接触经济学，道路、楼宇、工厂、商场，这些设施的含义，脑子里已经慢慢开始有概念了。

　　说起来，在街上看经济学，还是偷师芝加哥大学的盖尔·约翰逊教授。那时他虽然年岁已高，但是每年都会来北京一两次，每次都会去王府井一带看一看，看楼宇的变化，哪一座楼又拔地而起，看看商场里的商品、价格、人来人往。老先生带了好多中国学生，著名的林毅夫、宋国青、赵耀辉教授，都是他门下弟子。

　　老先生来过中国很多次，很中国化，吃饭的时候坚决不让别人买单的，用夸张的动作把别人推开，争抢着买单。至今想起来，依然莞尔。约翰逊教授的风范，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了。

　　后来在香港教书，周末无聊，常常过来叨扰同学，喝一杯啤酒，唠一唠见闻，发一发牢骚。往来香港和深圳之间的口岸，不管罗湖或者黄冈，每次都是人山人海的。世间熙熙，皆为利来；世间攘攘，皆为利往。这一点，在港深之间的口岸，看得特别清楚。港深一河之隔，人们的生活却天差地别，让人不得不承认制度环境的重要。

　　印象最深的，是很守规矩的香港人一到了深圳，就各种不守规矩。据说现在深圳的交警要专门抓香港司机的违规，因为他们车开得快，常常超速很多，很不安全。有得一比的，是有些看似温文尔雅的西方人，到了香港，常常飞扬跋扈。香港人在车站排队的秩序之好，令人惊诧。其中不排队的，往往是白人。因此，我对于用人种、文化这些概念解释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从来都是将信将疑的。人的行为，会随环境而改变的。至少，这些概念要稍微具体一点，才有实际的解释力。

　　离开香港之后，深圳就来得少了。从2012年开始，因为一个项目的缘故，又来了好多次。项目的报告早已写好，却从未想到过要写一个深圳印象，直到昨天晚上。

　　仔细思量，这种忽视，可能是因为在潜意识里面，深圳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因为毕竟来过很多次了，年少的时候就来过了。而且，深圳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大城市，很难形成一种简单的印象，用简单的文字表达出来。

　　更深的一层潜意识里，对深圳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甚至不觉得是异乡。对于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人来说，深圳是一个极特殊的城市，可以说是中国的改革之城。

　　2.改革之城

　　深圳在中国城市改革中的地位，相当于安徽凤阳小岗村在农村改革中的地位。当初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在分田单干的契约上按下手印，标志着70年代末期农村改革的开始。城市里面的改革，则始于深圳。深圳是唯一改革之后建立、成长起来的大城市，见证了改革的艰辛，推动了改革的进程，也舔食了改革的糖果。

　　对于很多人来说，改革是一个宏大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巨大的国家里，改变了十几亿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如此宏大的事情，容易变得抽象。不过，对于深圳而言，改革却一点也不抽象。

　　深圳改革，始于罗湖。1978年的罗湖，不过是一个“省尾国角”的一个小村子。因为毗连香港，近水楼台，所以得到了“开放”的机会。“三来一补”的方式，打开了工业化之门。

　　袁庚先生创办的蛇口工业区，则是中国的第一个工业区。听说当年袁庚为了装一门电话，都要到北京报批，听来不禁心酸。还听说一个故事，说袁庚的蛇口工业区，只要了一平方公里。大了，怕搞不好，担不起这个责任。这和后来各路“英豪”们的竞相跑马圈地，越大越好，形成了怎样的反差。

　　倘若历数中国的成功的大企业，你会发现，半数以上是在深圳成长起来的，比如腾讯、华为、万科。这里面不包含国企，也不包含金融企业。国企不是改革的成果，而是改革的阻力。金融企业，则太特殊了，且大多数有很强的国企色彩。

　　短短30年，深圳由人口不到30万的边关小县城，成长为人口超过1500万的特大都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1500万人的选择，是深圳成就的最好诠释。鲁迅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深圳，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一条路。

　　回头看，深圳的开放，是中国工业化浪潮的开始。改革开放迄今的成就，说白了就是两句话。一句是农村改革打了更多的粮食，解决了吃饭问题；另一句是农业发展释放的劳动力进城，和城市人口一起推动了工业化。

　　改革的秘密在于增量，没有涌入城市的增量人口，城市里面的改革很难推得动，工业化发展也不会这么快的。正是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才帮助中国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的浪潮，迅速推进了工业化。

　　或者有人要说改革不仅仅是工业化，还有城市化。这句话当然有道理，毕竟城市的常驻人口从2亿增长到了7亿，城市的人口、面积都大规模增加。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人口在城市里聚集、居住、工作、生活、思想，形成内生的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文化繁荣。迄今为止的城市化，不过是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作为城市的劳动力和过客。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或者才刚刚开始。

　　因为这些，对改革有很多寄寓的人，是不愿意批评深圳的。这特殊的感情，有点像年长的父亲对于年幼的孩子，很多的溺爱，很少的批评。又像年轻的男子面对倾心的女子，缺点是一概看不见的。没有了批判的眼光和思辩的精神，书生的文章也就没有了意义，甚至不会想到去写。

　　3.无家可归的城市

　　批评的目光一起，自然能挑出很多毛病的。比如在深圳吃饭。可能是因为习惯了北京餐馆的粗糙，一直觉得深圳的餐馆都是很不错的。不过转念一想，深圳和毗邻的广州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价格差不多，质量差很多。

　　深圳的餐厅，给人一种赚钱大于服务的感觉。你来了，付钱吃饭。只要饭菜还行，不至于引起抱怨，就可以了。所以深圳的饭菜的质量，总是在抱怨的边界。你觉得还行，但是又不觉得特别好。当然，这可能和我一般住在商业区，又去不起特别贵的餐厅有关。

　　一厢情愿地猜想，小区里面的餐厅，因为要吸引回头客，可能要好一点。不过根据旧时同窗的说法，也不尽然，小区里面的人，还是喜欢到商业区的餐厅吃饭。仔细想，小区里面人口少，总体消费力低，支撑不起好一点的餐厅。商业区面对的潜在需求大，而且有竞争，质量会好一点。

　　可接受，不叫好，似乎是深圳餐馆的特征。深究的话，这或者反应了一种漂泊的心态。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人来人往的，很多人并没有把这里当作家。赚钱回乡，还是很多人的想法。没有常驻的心态，就没有了精益求精之心。过得去就好的心态，大概就是这样来的。毕竟，这里不是我的家，何必太认真。

　　据说，领导干部也一样。因为调动频繁，到这里就想着下一站，并没有在这里长久工作的打算。领导尚且如此，在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中，又怎能期望普通官员和黎民百姓有长治久安的心态？不幸的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底蕴，是要慢慢积累、沉淀的。过客的心态，会反映在城市的性格中。

　　心之所向，心之所安，即为家。难道这1500多万人，都是无家可归的过客？

　　4.移民城市也排外

　　带着疑惑，在去机场的路上和司机攀谈起来。司机是四川南充人，来深圳打拼已经20年了。问起对深圳的感觉，司机说深圳太排外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排外”二字，是令人一惊的。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当初宝安县的人口不到30万，现在总人口超过1500多万，有人说是1700万。说深圳排外，是谁排斥谁呢？难道是30万的原住民排斥后来的1500万人？自然不是。刨根问底，司机说是有深圳户口的人排斥没有深圳户口的人，收入高的人排斥收入低的人。

　　这就不奇怪了。上海人如此，香港人如此，就连不知名的小县城的人，也会歧视乡里人，几乎无一例外。北京人稍微好一些，因为是天子脚下，能人异士向来往这里聚集，已经好几百年了。京城的子民们，多少习惯了这一点了。

　　这个星球上的人，本来就都很排外的。自己得到的东西，就不希望和别人分享，人之常情也。自己先来占领的土地，别人就不能来了，也是同样的道理。美国人稍微好一点。一方面这与现在的美国人大多是移民，占了本来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有关。稍微有点文化修养的人，都会坦然承认这一点，每年还有一个感恩节，吃一吃火鸡，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土著人的恩德。这样一来，也就不太好意思太明显排斥后来的移民。心里，自然还是有一些的。不过，这一层虚伪的面纱，或者就是文明的所有含义了。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歧视在美国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制度的基础。美国人是可以自由迁徙的，到各洲都可以安居乐业，住下来之后一切福利、社保等都一样，这些东西都是跟着人走的。这样，老居民歧视新居民，除了显示自己的狭隘之外，没有什么用。

　　我国不同，各大中城市都有政策限制新移民落户，农民工进来，只是提供劳动力的。等到城市不需要他们了，他们就得离开。这赤裸裸的歧视，竟然是明文规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城市承载力不足，教育、医疗、养老、交通、水、环境等资源都有约束。

　　承载力给定情况下，这些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过，一个城市的承载力，是随着城市管理水平而上升的。官僚们人浮于事，只知道琢磨领导的心思，而不是琢磨实际的问题，城市管理水平和承载力自然上不去。

　　这种歧视，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排外。在深圳这样一个新兴的城市，很快就兴起了“排外”这样一种风气，不禁令人无奈了。

　　5.特区不特？

　　记得初到深圳调研时，那是2012年的夏天，当地一位干部忧心忡忡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深圳是靠特区的政策发展起来的。现在特区不特，深圳没什么优势了。”

　　这话不假。改革初期，中央对深圳的政策，是不给钱，不给物资，但是给政策，让深圳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很多其他地方不能做的事情，在这里可以做。理由是，这里是“省尾国角”，在巴掌大的地方试一下，没什么大不了。万一出了乱子，关了就是。

　　这些特殊对待，在深圳发展的初期，是功不可没的。可是，“特殊”毕竟不是常态。这十来年，各地的贸易都开了，都接着全球的市场，深圳的“特殊性”当然相对下降了。

　　还有人担心，特区的优惠政策，居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套利”文化，人们不是想着长远把事情做好，而是琢磨着利用政策便利找“快钱”。猜想这种想法人们都会有，是不是在深圳严重一些，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在金融市场里做久了的人，很难再去做实业。因为金融市场里面输赢都很快，给人带来的刺激，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都很强烈。而做实业，需要更多的耐心，期间体会的刺激，要小得多。制度套利也一样。套利的事情做久了，发展总靠特殊待遇，容易对正常的发展方式没有兴趣。

　　不过要说深圳已经“特区不特”，可能还是为时过早。三十多年“特殊”的发展经历，总有留下一些特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需要人们去观察、总结、提炼。

　　笔者的一点体会，深圳是个年轻、没有包袱的城市，似乎总是充满活力。这次来调研，见到很多中小企业家，似乎都是充满闯劲的。经济下行、产能过剩、融资难、融资贵，这些见诸媒体和财经讨论的悲观词汇，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就像一个小企业的老板说的，企业经营得好，银行当然愿意给钱，互利的嘛。

　　感觉上，深圳的经济和其他地方的确不太一样。这几年没出什么政策，企业看清了不会出什么大政策，反而下决心转型了。当地的朋友指着旁边的一栋楼，说这里有几十家上市公司，谁知道哪一家会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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