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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最可怕的敌人

徐远如是说

改革开放42年了,人们真的理解市场吗?

市场天然是脆弱的。所有人从中获益,却极少人真正有激励去维护“她”。“她”就像一个虚空,既存在,也不存在。

市场就像是“空气”,是最大的公共物品。所有人都在呼吸,但没有人维护。而且,有很多人说空气不干净,就像说市场有很多瑕疵。当空气被抽空,人们被窒息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

市场是天生的“包不同”,对现状永远不满意,在不满意中推陈出新,促进进步。不知不觉中,市场得罪了很多人。

市场有数不清的敌人,却没有一个朋友。谁也不会把“市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道义上表示同情,然后扭头做自己的事,是“市场派”最善良的姿态了。

人类历史上有无数次尝试建立市场,却极少能成功,因为市场的朋友太少,敌人太多。

市场最可怕的敌人,是信用崩塌。市场基于信用,当信用崩塌,就不再有市场了。

 

市场如何战胜最可怕的敌人?

文 | 张斌

强大市场带来的不仅是高效率和生活富足,也是自由和机遇。

市场是天生的反对派,对现状永远不会满意。市场有数不清的敌人,除了距离阻隔和信息不对称,还有垄断和各种不当政策管制;除了过度的国家主义、民粹主义,还有各种利益集团。

市场是个不完美主义者,应付敌人的办法是一边抗争一边妥协。没有抗争,市场不能成长。没有妥协,市场现有生存空间都难以维持。

直到有一天,市场会遇到最可怕的敌人,一下子能把市场置于死地的敌人。市场面临生死存亡考验。

重大的通用技术变革让市场面临破茧重生的突破,也让市场陷入脆弱时刻。通用技术变革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也在改变相对价格、资产价格、要素收入和财富分配。

重大的通用技术变革让制造业生产效率一下子提升了10倍,只需要现有1/10的劳动者就能满足全社会对制造业产品的需要,制造业产品价格一落千丈,大量制造业工厂破产,大量制造业劳动者失业,大量制造业股权一文不值。

技术变革对制造业的少数企业是福音,对多数企业是关门通知书。对全社会而言,大量的人力和资本可以节省出来满足制造业产品以外的需要,为全社会生活品质提升奠定了下一个腾飞的物质基础。

偏好的变化也有类似的影响。如果人们对制造业产品需求转向了服务,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也是很多企业的关门通知书。

重大的通用技术进步和偏好变化通常会像孪生兄弟一下叠加在一起,一边是制造业技术快速进步,另一边是对制造业产品需求饱和开始转向服务业。这对相对价格、资产价格、要素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影响大的惊人。

企业家大量的前期制造业投资作废,工人辛辛苦苦积累的制造业技能作废,必然遭遇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新的市场机遇依稀可见,但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市场准入有重重限制,新机遇在各种旧势力的重重阻隔下还摸不着。

 

新与旧对抗升级,市场进入脆弱时刻。这时候,市场最可怕的敌人开始露面,敌人的名字是信用坍塌。

大量传统企业产品价格和经营业绩下滑,金融市场的反应是降低信用评级或者干脆不再贷款。劳动者收入下降,金融市场的反应是不再提供房贷。受伤的不仅是企业和家庭,金融机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金融机构坏账增加,盈利下降,资产负债表开始恶化。过去业务最激进的金融机构最先面临破产威胁,金融机构之间开始相互不信任,流动性危机接踵而来,过去没那么激进的金融机构也如临大敌。

金融机构不再相信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不再相信企业,企业不再相信企业,工人也开始怀疑老板。信用坍塌,一场典型的金融危机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连最基本的交易都没得做,市场面临的是死亡考验。

怎么办?

斯蒂格利茨在对大萧条的分析中指出,美国应对大萧条的第一个政策反应是1933年的农业修正法案,这个法案的目的是限制农产品生产。通过限制产量,提高农村和城市产能过剩部门产品的价格和收入。这个法案遭到最高法院和经济学家们的强烈批评,认为是破坏了市场。但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要素自由流动面临障碍的环境下(旧势力的掣肘),这种政策避免了过剩产能产品价格的下降和进一步的恶性循环,是次优选择。

这还远远不够。美国以及当时所有身陷大萧条的经济体都放弃了金本位。虽然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用信用货币替代金本位补充了信用,对防止信用坍塌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美国经济2008年再次遭遇信用坍塌。美国货币当局用了大量此前没有使用过的激进扩张工具,目的只有一个,重建信用。让金融机构敢于贷款,让企业敢于投资和生产,让居民敢于消费。财政政策尽可能地积极,赤字率和债务风险虽然令人不安,但是当市场不敢花钱的时候,财政花钱成为恢复信用的药引子。

中国2008年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信用坍塌,政府使用了举世闻名的4万亿刺激政策。4万亿刺激政策至今饱受非议,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恢复信用和信用方面非常成功。但是,过度的信用扩张带来了随后的通胀,大量未经自信斟酌就匆匆上马的项目给未来留下了大量坏账。或许更严重的是,这让世人过度相信了刺激政策的功效。
 

中国2012年以后开始面临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叠加居民从制造品到服务的支出偏好变化,制造业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制造业一片哀鸿。以往制造业信贷支撑的信贷扩张难以为继,广义信贷增速大幅下降,经济低迷和通缩紧缩成为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的主要威胁。

中国和当初美国的选择很相似。利用行政手段限制过剩产能部门的产能,产能过剩部门的产品价格在经历了多年的下跌以后开始回升。利用扩大基建支出推动信贷增长,虽然支出效率难以评价、杠杆率攀升,但遏制了价格过度下跌,缓解了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避免了信用坍塌。

行政手段去产能和扩大政府开支,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理想的办法。打破旧势力,建立新规则,市场开放,让资源能够自由流动,让产能过剩的劳动和资源转移到新的部门,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把各种主义、各种不当管制一个一个消灭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这听起来合乎逻辑,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些。当市场最可怕的敌人发威的时候,还要招致市场其他的敌人,带来的可能是对市场更严重的破坏。想象一下,改变政府职能、让观念陈旧的官员下课、开放市场听起来都不错,但是这些动作难以避免会遇到强烈反抗,会带来政府自身的不稳定。一个风雨飘摇的市场,再加上风雨飘摇的政府,对社会信用的破坏进一步加剧。

当市场最可怕敌人临近的时候,先应付好这个敌人,不要再多树强敌。避免信用坍塌会要求政府支出扩张,甚至不惜动用行政手段,这些看似反市场的举措,对市场不能说没有破坏,但如果避免了信用坍塌,也是让市场躲过了死亡劫难。当然,应该充分认识到政府支出扩张的边界,能避免信用收缩和通缩就足够,通胀时期的政府扩张往往是与民夺食,对市场不再是修复而是破坏。

不改革,市场会不会死?躲过了市场最可怕的敌人,市场就有喘息之机,市场强大的地方在于它无时无刻不在消灭一个又一个敌人,它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观念,它用技术革新跨越垄断和过度管制,它动作很慢却从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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