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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文一教授寄来的新书《科学革命的密码》,打开第一页,就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本非常有冲击力的书。

很多老派的经济学学生,都曾为一个问题着迷: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工业革命在欧洲爆发,使得欧洲引领近代文明。可是,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领先于欧洲,包括科技、经济、生活水平,为什么中国没有爆发工业革命?这个问题因为是英国学者李约瑟首先提出来,又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被认为是经济学的终极问题,甚至就是经济学本身。今天人类的所有繁荣与富足,都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里,绝大部分人在温饱线挣扎,谈的不是生活,而是生存。工业革命后的今天,平民的生活比200年前的贵族还要富足。所以,研究工业革命,就是研究经济繁荣本身。

我自己是1998年,在林毅夫教授的课堂上,最早接触到李约瑟问题,然后就一直在心里,虽然至今无解,却始终不能忘怀。一个好的问题,一旦接触,就终生难忘,宛如一眼万年的情人。

与工业革命伴生的,是科学革命。以伽利略实验、牛顿力学、拉瓦锡化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前前后后。没有科学革命,很难想象工业革命将如何演绎。文一教授这本书,就是考察科学革命的发生机制。

长久以来,关于科学革命,我们都仰望欧洲的学说,比如古希腊的思辨传统,古罗马的法律体系,新教伦理精神,优越的制度等等。一言以蔽之,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文明,一开始就输了,后来也再没有翻身的机会。这样的悲观情绪,其实是把责任推给了老祖宗。

可是,如果我们去阅读诸子百家的学说,不难发现里面充满的思辩,老子、孔子的思辨精神,并不亚于苏格拉底、柏拉图。“道可道,非常道”,“上善若水”,“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些话,充满了思辨精神,至今很难超越。你看老子、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风格上何其相似,思辨上丝毫不处下风。

仰望欧洲,以及欧洲的外延北美,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心理定势。鸦片战争以来,在“落后必将挨打”的心里阴影下,我们仰望欧洲,帮助神话了欧洲。而欧洲,也正好借用我们的心理劣势,加强他们的心理优势,强化他们在国际话语中的强势地位。更准确说,是过去200年占优势地位的英语民族,刻意强化了他们的心理优势。其他欧洲民族,则坐享了英语民族营造的心理优势。

关于制度决定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学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致命缺陷:制度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哲学发问,不是为了抬杠,而是一种必需。让我们暂且假定有“好的制度”,而且假定这样的制度可以生成,可是怎么持续呢?好的制度不会自然而然存在,而是会有很高的维护成本。

卢梭说,人们倾向于制定规则让所有人遵守,但是把自己排除在外。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的特权人士,很多争取特权的人士,以及很多梦想特权的人士,每个人都有想置身于“制度”之外,那么“制度”是如何得以维系的呢?制度的土壤,一定存在于一个社会的利益博弈中。脱离社会的利益分配与博弈,脱离具体的利益构架谈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用制度的优越性解释科学革命,应该是本末倒置了。制度是科学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只要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在主流的欧洲叙事当中,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文一教授的书中,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这里暂且不一一列举。

换一个角度,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欧洲的制度对后来的科学发展肯定有很大贡献,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学习欧洲的制度呢?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学习欧洲,又有几个地方成功了呢?再说欧洲的制度五花八门,我们到底学习谁呢?怎么学,才不走型,不变味呢?

借用钱穆先生的话,“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中国未来的制度演进,必然不能照抄别人的,而必须在自己的根须中孕育。我的猜测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隐藏了中国制度变迁的真正密码。

此外,我们别忘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是源于欧洲的制度,而且已经在很多地方开花结果了。今天北欧、西欧很多国家的社会形态,就很像当初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倘若如此,我们就应该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继续吸取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文明成果,而不是照抄个别国家的以资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制度。

人类的历史,在2018年发生转折。中美关系的恶化,使得旧的全球治理格局难以为继,人类必须寻找新的治理结构。2020年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留下深深的疤痕,其影响还远远没有显现。可以说的是,这深深的疤痕,使得人类更加暴躁,使得合作更难困难。文明的冲突,不再是一种担忧,而是未来长期持续的存在。在可预见的将来,文明的冲突都是一种主流的存在。

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必然包含话语体系的竞争。过去国人熟知的“欧洲叙事”,或者更准确说“盎格鲁-萨克逊叙事”,只是其中的一个占强势地位的话语版本。温良恭俭让的中华民族,要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参与这个“叙事”的竞争。

文一教授的这本新书,可以看作参与这种叙事的一种尝试。文一教授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欧洲的地缘政治摩擦,形成了“国家竞争体系”,引导了社会资源的配置。特别是战争的时常爆发,催生了“炮弹力学”、“火药化学”的诞生,并引发了物理学、化学的进步,技术进步由此产生。作为对比,其他地区常常是大一统的体系,地缘摩擦不激烈,因此国家竞争更多是一种慢变量,没有带来欧洲一样频繁的战争,也就没有引发科学革命。

读到这样的论述,你很难不感受到巨大的冲击。这和目前流行的主流叙事,相差太远了,简直是“离经叛道”。我一时无语,无法给出任何肯定的或否定的评价。

可以说的是,文一教授对于科学革命的分析,与我自己一直以来对“工业革命”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一直以为,工业革命的真正动力,并非什么科学精神、制度优势,而是来自于市场需求。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市场规模急剧扩大,是工业革命的直接诱因。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局部放大了市场需求,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因为和自己的思路有暗合之处,所以我无法反对文一教授的“离经叛道”。科学探索,本来就要守正出奇,何况文一教授言之有据。我的直觉是,文一教授的离经叛道之言,会在未来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任何希望了解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的人,以及希望了解未来国家竞争格局的人,这本书值得一读。

有句话是这样讲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过去是欧洲人给历史穿衣服,描眉画黛,而我们也习惯于接受他们的话语,甚至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现在,在全球变局的大背景下,文一教授给历史穿上了另一件衣裳。

哪件衣服更符合历史的逻辑,我无从回答。我的历史知识非常贫乏,甚至算不上合格的历史爱好者。我的哲学知识更加贫乏,无法分辨哪一种叙事更符合历史的方向。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历史都是史观之下的历史。没有哪一件衣裳,是所谓的历史真相。

文章的末尾,想起和文一教授仅有的一次会面。那是在疫情之前,在清华东门的一间小酒馆。讨论的话题,是经济学算不算科学。我倾向于同意文一教授的观点,经济学还不算科学,因为我们还不具有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拉瓦锡化学那样的基本公理体系。经济学的现状,依然是一种模糊的、经常自相矛盾的“叙事”体系。你经常看见经济学家喋喋不休,吵吵闹闹,10个经济学家有20种观点,就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公理体系。

我自己的观察是,人类社会就像是生物群落,符合演化的而不是固定的规律。因此,经济学更应该采取生物学范式,而不是物理学范式。生物学有基因、细胞、遗传、进化这些基本分析单元,而经济学还没有找到自己的DNA。作为经济学的学生,我的希望是,未来的学生,能在不知名的小酒馆里,找到经济学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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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

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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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学副教授。现世读书人,北大教书匠,身隐于闹市,心遁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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