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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反垄断的含义截然不同

文 | 徐远(北京大学副教授)

注 | 本文为作者在第172期【鸿儒论道】的评议 

 

很高兴参与这个讨论,刚刚舒博士的演讲很有意思,我之前多多少少关注过这个领域。今晚的话题,简单概括,就是近年来巨型企业崛起,它们占比大,税率低,而且不缺钱。巨型企业的崛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包括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还有最近市场很关注的反垄断问题。 

下面我分享一点我的观察,其中有对舒博士的补充,也有稍微不同的意见。 

第一点,大企业的份额在变大,力量在增强,这个现象在学术文献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不少文章发在顶尖的期刊上。比如说,用美国的数据,或者全球的数据,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196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的毛利率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上升的趋势如果仔细看,还有两个重要的细节: 

第一个细节,不是所有企业的毛利率都上升,而是主要是头部大企业的毛利率上升,中位数以下的企业没怎么上升。如果我们看利润率,也是这样的规律。这就说明,大企业的市场力量在相对上升,这跟刚才讲的头部企业的崛起有直接的关系,为头部企业的崛起,提供了市场结构的基础。 

第二个细节,是毛利率的上升,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有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在1980年左右。从1960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毛利率没怎么变,但是1980年以后,毛利率上得很多。这就说明,市场结构在1980年左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这个拐点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文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技术进步等等。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我们都知道二战以来有第二次全球化,仔细分的话,这次全球化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二战结束到1980年左右,这段时间除日本以外,东亚、东南亚的中低收入国家基本还没加入这个游戏,加入的国家体量太小,比如四小龙。1980年左右,这些中低收入大国开始参与全球竞争,并开始影响全球生产格局,一开始是四小虎,后来是中国。再后来,印度、越南也加入了全球生产格局。这些国家体量大,有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的生产要素储备,这些生产要素加入了全球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开始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影响。大概是在1980年左右产生了这么一个变化,压低了整个欧美国家生产成本,于是其尾部的企业,毛利率并不不升,但是头部的企业,因为并不直接面对落后国家的竞争,并且可以利用更先进的技术,还可以全球配置资源,毛利率反而上升了。 

这个讨论有什么启发?最近三四十年以来,全球商业格局的变化,与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国际关系的变化都是有关系的,不是孤立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恰好从2018年以来又面临一次全球国际关系的重组,未来竞争格局是什么样子,对于大中小企业的变化又是什么样子,不是很容易一下子说清楚。这个讨论告诉我们,大企业的崛起看起来是一个趋势,这个大趋势看起来不会变,但是短期内会不会有一些细节性的变化,是需要留意的事情。具体的变化,还需要继续观察。这是我补充的第一点。 

第二点,刚才讲大企业崛起的时候,可能是时间不太够,没提一个东西,就是平台型企业。目前大企业的崛起,很多都是平台型企业。平台经济的崛起,我个人的断代,是金融危机以后的事情,如果更具体一点,是智能手机普及以来的事情。现在头部的很多企业,包括我们国家的,包括美国的,都是平台企业。平台是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平台本身是一个市场,把生产和销售,还有消费者,都聚集在一起。传统的企业是一个生产者,生产一个商品,卖给它的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英文里面,平台企业又称为双边市场。 

企业性质的变化,会使得很多事情更复杂。比如最近的热门话题是反垄断,特别是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这一轮反垄断的重点,是平台反垄断。平台有一个重要特点,所有的平台企业多多少少都是规则制定者,在自己的平台上制定规则,提供一种秩序。可是,商业规则和社会规则的边界是不那么清楚的。从广义上说,平台是有类政府性质的,有社会治理的性质,所以在反垄断的时候,这个事情变得更复杂。一方面,平台可以提供秩序,现代社会需要这种秩序,未来社会更需要这种秩序。另一方面,秩序的供给存在一个竞争,平台不能违反整个社会的秩序。如果走出国门,从国际的角度看,平台还要参与全球的竞争。多层因素放在一起,就更加复杂。

现在反垄断这个事情,我个人理解,和传统意义上的反垄断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说的平台反垄断,和传统的工业企业时代的反垄断,含义是截然不同的。目前看,这个反垄断,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向。甚至背后的理论基础,都没有敲定,大家都是盲人摸象。 

进一步拓宽说,随着技术和商业组织的变化,市场的内涵也在变化。制度学派有一个代表人物,叫加尔布雷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说市场其实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含义相当复杂,甚至相当含混的词。如果不定义清楚,市场到底是什么,是不清楚的,政策含义、经济学含义、福利含义都是不清楚的。我觉得这句话现在特别应景,传统工业时代的企业和现在的企业,传统工业时代的市场和现在智能时代的市场,是不一样的,相应的政策含义、福利含义也是不一样的。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是2017年左右的时候,全球十大市值的企业,有七八个都是平台企业,这是不能忽视的现象。这是我补充的第二点,关于平台,关于反垄断。 

想补充的第三点,是关于减税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刚才舒博士讲,这些巨型企业税率很低,而且不缺钱,减税不太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个我理解可能是针对发达国家说的。我自己观察中国经济,如果让我提政策建议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产业还要升级,还有很多中低收入家庭,还有很多中小企业,它们利润率不高,还要谋求发展,减税政策还是有效的。财政政策无非是增加支出,或者减少税收。我判断减税比增支有效。减税是放水养鱼的办法,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增支的政策也要有,但是增支有很高的政策执行成本,效果不一定很好,要谨慎执行效果才会好。比较而言,减税不失为一个成本低,效果好的办法,可以有很多正面的连锁反应。 

想补充的第四点,是关于降息政策的效果。刚才舒博士讲到,大企业不缺钱,也不一定要融资,降息的效果可能一般。我理解,这还是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如果是发达国家,刚才我们看到证据,很多巨无霸企业不缺钱,这一条是可能是对的。但是中国的情况,可能不完全一样。我记得是去年,Richard Koo写了一本宏观的书,讲不同的发展阶段,财政和货币政策效果是不一样的。欧美这种高收入国家,在技术的前沿,市场里的资金需求不大,而且企业融资畅通。这种情况下,是财政政策更有效,财政支出也不太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支出。但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货币政策还是有效的,因为市场里的私营部门、企业部门是有很多的资金需求,降息如果能够降低他们的资金成本,还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的企业,还是需要研发支出,需要资本支出,不然技术怎么进步呢?而我们的财政政策,很可能会占用私人部门的资源,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在不同发展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不太一样的。中国现在的状态下,减税可能还是有效,降息可能还是有效。 

稍微总结一下,刚才我补充了四点。第一点是学术文献里面关于企业毛利率、利润率的变化,特别是和全球格局、全球竞争结合起来看,这是大企业崛起的一个市场结构的基础。第二点是关于平台经济,关于反垄断,跟今天的讨论也是高度相关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是关于政策效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就分享这几点。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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