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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于2016年10月,至今已经5年多。5年过去了,其中对于历史,对于得失的文字,似乎并没有褪色。

收到悅殊女士的书稿,多少有点惊讶。我和悅殊女士往来甚少,吃过几顿饭而已,知道她做点生意,家境殷实,大学读的是历史系,谈吐不俗。记得一次她做东,礼数周到不算,送客时站立风中一一送别,像极了一个拘谨守礼的小女生。

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读历史的人都很深刻。自己书架上的很多史书,自己都似懂非懂,准备以后重读,如果还有以后的话。因此,翻开这本小书的心情,是带着点敬畏的。

没想到,开篇竟是北京的戏园子,随后是活鬼吃夜饭的“鬼街”,字字珠玑的百年老店,人山人海的北京站,寻常百姓的逛公园,还有光笔就有一千多种名字的琉璃厂,读完不觉莞尔。北京城千年的底蕴,从来不缺文化的脉络,要的就是一双闲适的慧眼。随着一双闲适的慧眼,去阅读和品鉴,是一件别有趣味的事情。

这位历史系女生,角度时常独match特,品味相当不凡。比如,她会问,为什么日本那么令人生厌,而处处反华的法兰西,却令人恨不起来?别忘了,法国是火烧圆明园的主凶,而且萨科齐还接见达赖,巴黎授予达赖“荣誉市民”。

再比如,无数人捧为上上作的《红楼》和《聊斋》,在悅殊那里也就是“登峰造极”的小说而已,比起拙朴曼妙的《世说新语》,只能算是雕虫小技。自己读红楼只记得住几句华丽的诗词,时间长了连诗词都忘了,看到这样的评价,自然莞尔。

悅殊接着的的评论,就更见风度了:“纵观整个清一代,真还数不出一个堪托史笔的人物来。一朝一代都没有出一个像样的士大夫,恐怕也不能全怪当朝的文人无德无才、无胆无识了。”

更喜的是这一句:“这样说来,文人好比女人,真可怜、真可爱,也真贱。可说到底,没他们还真不行。”作为一个文人,这句话算是戳到泪点了。至于没他们行不行,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不知不觉,我开始好奇,是怎样的经历,成就这样的小女子?悅殊自己,归功于阅读的习惯,因为“书籍是生命的盐”。书中交代,她就读的高中升学率很高,却并不要求学生成为考试机器, 却有一个神奇的要求,从初一到高三,每个星期要交两篇读书笔记,内容不限,但必须来自课本之外。老师的批阅,不仅是一个大大的“阅”字,还有很多红色的杠杠件。就这样,读书成了很多人的习惯。

悅殊说:“读书这件事,与作业无关,与考试无关,与别人无关。”“我们这群孩子不知前世做了怎样的好事竟可以如此幸运。”是的,这《白纸黑字》的图腾,定是幼年时结下的姻缘。


一位学友曾说,他看好80、90一代。我们70一代幼时读书太少,底子太薄,格局和视野打不开。到了80、90,乃至后来的00一代,阅读量比我们大多了。考试的压力虽重,却挡不住他们自幼的积累丰厚。

对于熟读历史的人,我向来敬畏。不知哪里听来的一句话,不读历史的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悅殊书中对钱穆的推崇,更彰显今人对于历史的淡漠。

晚清以来,国人救亡图存之心迫切,船坚炮利不成,就转向民主共和的“制度”。经济学领域,对于“新制度学派”的推崇,也是源自于此。钱穆先生对于制度的内生性、适用性的警告,却无人在意。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不无讥讽,且看几句抄录: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
    “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 
    “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 
    “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
    “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
    “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读到此处,不研究问题,只谈主义的人,该作何想?和悅殊一样,对于这样精彩干净的论述,我竞找不到任何概括的必要和空间,只好原文照抄。钱穆先生笔力,自是望尘莫及。

笔者鲁钝,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只读得序言,便心力不足,留待以后再读了,如果还有以后的话。

就在这里打住吧。

2016.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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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

徐远

445篇文章 100天前更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学副教授。现世读书人,北大教书匠,身隐于闹市,心遁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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