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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视角和上帝视角

学者的本分,是收集资料,梳理逻辑,参照自己的理论基础和认知经验,作出分析。基于这些功课,作出力所能及的判断。如果能进一步,给出一些可证伪的预测,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可证伪,所以可以用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进行验证。这样一来,我们就离科学近了一点,离闲聊远了一点。
 
所有这些,都只为理解世界,丝毫不涉及价值判断。如果涉及价值判断,那是加入了学者的个人倾向。个人倾向无可厚非,但是不属于学术的范畴,是属于个人喜好的范畴。
 
学者都是凡夫俗子,谁也不是上帝。学者的分析和判断,至少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
 
第一个制约因素,是分析框架。每个学者,都有一个求学、思考的过程,这个过程塑造了他的理论体系,决定了他的分析框架。只要稍微客观一点我们就知道,是凡理论必有缺陷,所有框架都会有局限性,甚至很大的问题。是否明白这一点,因而心存敬畏,是区分真假学者的试金石。所谓科学,终究不过是系统化的偏见。
 
第二个制约因素,是信息资料的制约。即便有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也可能受制于信息资料的不足,而不能得到很好的结论。
 
这种信息不足,至少有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搜集资料的功夫没有花够。现在的研究人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各种考核指标。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收集资料的时候,因为时间精力有限,有时候会有疏漏,甚至是草草应付,造成重大疏漏。是否亲力亲为,把时间花在收集、阅读第一手的资料上,也是区分一个学者的基本指标。
 
信息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是收集资料本身受到分析框架的制约。对于资料的收集,解读,以及顺藤摸瓜寻找更多资料,都是受到分析框架制约的。什么资料重要,什么资料不重要,都基于一个分析框架,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客观标准。外行眼里的客观,内行眼里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都是分析、审视的对象。有时候,重要的资料会被忽视,是因为分析框架不对,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有时候,不重要的资料会被反复讲述,占用了大量时间,导致研究徘徊不前。
 
信息不足的第三个原因,是有的资料因为各种原因不可得。比如说,社科领域很多资料是保密的,学者们看不到的。
 
因为这些不足,学者的话也要打很大的折扣。而且,学者都是人,都会带一些情绪色彩,这些情绪回影响分析和判断。比如,中美摩擦,很多中国人会为美国的霸道气愤,会为中国的对策担忧。再比如,参与金融市场的人,会因为市场动荡而情绪波动。这些都是情绪,不能代替分析。好的分析,会尽量把情绪排除在外。教父曾说,不要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现实中,有一些“学者”,喜欢用“应该”的口吻讲话。比如,青年学生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再比如,年轻老师应该远离媒体,专心科研。这样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都不是学者说的,而是自以为立意很高的人说的。因为听起来很有道理,会引得听众频频点头。
 
奇怪的是,很少听到有人说:年轻老师应该认真教书,教书真的不重要吗?大学、中学、小学里的书,真的教得很好,不需要提醒了吗?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抛开这些“应该”陈述的正确与否不谈,“学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不是学者,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偏好、甚至个人利益,对他人做出“指引”。
 
这时候,这些“学者”偏离了学者视角,采取了上帝视角。只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如果存在的话),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应该怎么样。
 
既然是指引,就既可能对,也可能错;既可能符合被指引者的利益,也可能符合指引者的利益。更有甚者,指引的人,可能也就是一时兴起,自己对于背后的道理,也不一定有过深究。
所有指引中,有三种欺骗性很大。第一种是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让人觉得不得不这么做,比如青年学生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其实,青年学生还不成熟,努力学习,照顾家人,对身边人好一点,就是最大的善了。我所知道的善良,就是对身边人好一点。
 
第二种是看起来是为被指引者好,其实不过是为一己私利。比如岳不群,句句都是为“冲儿”好,其实都是为了葵花宝典。冲儿一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只能喝闷酒。
 
第三种是讲话者位高权重,讲话其实是用了自己的声誉做抵押,这么讲的时候有可能是在替别人考虑。但是呢,他的理解也不一定对,有时候还会夹私货,因此实际上也会误导。
 
现实世界中,学者们不知道的东西,远多于知道的东西。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不知道的更多。因此,学者的根本性格特征,是敬畏,对自己的无知的敬畏。真正的学者,会谨言慎行。
 
真正的学者,会谨言慎行,不会随便给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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