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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能走多远,就看城市化能走多远。
 
1998年的时候,我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念书,导师是宋国青先生。当时先生参与一个项目,替发改委的“十五规划”出谋划策,带着一群学生做研究。先生平时话不多,可以说是惜字如金,动员会上还是讲了几句,引用了卢卡斯那句著名的话: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再也难以思考其他问题了。
 
这句话,影响了我半生。经济增速每增加快1个百分点,70年后收入就差一倍。对于千家万户而言,这是巨大的差别。从此,增长问题在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这本没有写完的书,是这20年来思考增长问题的一个阶段性的交代。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绩单,无疑是值得自豪的。十几亿人实现温饱,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称为“奇迹”并不为过。需要探究的,是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是归结于历史的偶然,伟大人物的推动,还是有规律可循?有规律可循的话,这些经验能复制吗?能指导未来吗?对其他国家有参考价值吗?
 
1 中国做对了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分解为两步。第一步,中国做对了什么?第二步,中国是怎么做对的?
 
第一个问题看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就像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我们只要把所有的高收入国家放在一起,寻找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再看看中国有没有做到,就可以大致知道中国做对了什么。
 
抛开所有的细节不谈,高收入国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工业化。历数欧洲、美洲、亚洲的主要高收入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没有实现工业化的。除了少数的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比如石油输出国,都是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起飞。即便是石油输出国,也要利用石油换来的资金努力实现工业化,否则后续发展潜力成疑。
 
工业化还有很大的韧性。翻看人类的经济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就很难倒退到工业化以前的水平。即便是前苏联这样的计划经济国家,因为工业化水平很高,也很快从动荡中走出,实现了1万多美元的人均收入。
 
刚才是横向的、国家间的比较。纵向的、历史的比较,也会指向工业化这个关键词。人类5000年的文明史,其实绝大部分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温饱线上挣扎。人均收入的真正增长,只是18世纪以来的事情。
 
历史的胜负手,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蔓延到欧洲大陆,北美,然后蔓延到亚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工业革命所到之处,人民生活水平就大幅提高。工业革命还没到的地方,就依然贫穷。世界的经济版图,其实就是工业革命的蔓延地图。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程,就是一步一步向工业化努力的历史。家庭联产承包,是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一举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工业化打下农业基础,并且释放了劳动力。乡镇企业,是“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民营企业,是“离土又离乡”的工业化。对外贸易和加入WTO,是利用全球商品流通市场加速工业化。房地产改革和大规模基建,释放了大量的需求,因而促进了工业化。金融改革,是为工业化创造融资条件。用工业化这个关键词,可以串联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大事件。
 
从工业化这个“超宏观”的角度,我们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有不同的看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成就,其实就是不断向工业化的方向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我们赞叹改革的时候,不应忽视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件大家都努力在做的事情。从这个基本方向上,中国并没有特殊之处。
 
诚然,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各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自己的困难。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推进工业化的国家,就是经济成功的国家,否则就是经济失败的国家。仅此而已。
 
所以,中国经验的最底层逻辑,并没有特殊之处。如果有的话,就是在底层之上的次底层、中层、或者表层,有一些特点。这种特点并不是只有中国独有,而是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说白了,就是各国都有自己的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做法。中国经验如果有可吸取之处,就是如何克服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困难。这种困难如果未来还有,研究这种困难就会对未来有启发意义。这种困难如果其他国家有,研究这种困难会对其他国家有参考价值。
 
以上,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繁荣没有秘密,更没有阴谋,就是努力向工业化迈进。
 
2 中国怎么做对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怎么做对的?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的办法。第一种是回到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重大的结点,分析当时做的选择,回答为什么这样做,阻力在哪里,如何克服的。这一任务艰巨,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暂且留给未来的研究。
 
第二个办法,我们可以反问:我们以前也做了很多尝试,但是一直没有成功,以前哪里做得不好?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一次成功的工业化尝试,但不是第一次尝试,而是第四次尝试。自从19世纪中国打开大门,和世界开始大规模的交流以来,中国至少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工业化尝试。
 
第一次 ,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
 
第二次,辛亥革命以后,民族工业兴起;
 
第三次,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尝试;
 
第四次,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
 
分析比较这几次工业化尝试,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次尝试中的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工业化不能由政府主导,而应由市场主导。洋务运动和计划经济,都是由政府主导,都没有给我们带来成功的工业化。二者的共同特征,是政府直接取代了企业家的职能。政府官员既是官员,又是企业家,二者的角色存在重大的冲突。政府主导的工业化,不利于发动亿万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培育市场,最后都难以为继。
 
其次,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重要的。辛亥革命以后的工业化,很难说不成功。大部分史家都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营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11年以后的20几年间,包括西方爆发大萧条的时期,中国经济很难说不好。然而,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爆发,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工业化自然也就中断了。
 
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是一次和平环境下、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尝试。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市场里长出来的,不是政府主导、规划出来的。
 
市场力量的生长,是工业化这枚硬币背面的图章。没有市场的孕育和生长,工业化可能可以发个芽,但是很难长出茂盛的枝叶,更难开花结果。人类社会是个有机体,市场是滋润全身的营养剂,看似无形,实则有力。
 
强调市场力量的生长,并不是否认政府的作用,这种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维护基本的和平稳定,没有和平稳定的环境,经济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二)顺应市场的诉求,改变制度规则,让市场力量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三)主动推动对外开放,促进市场的发育。
 
简言之,从基本的脉络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无特殊之处,就是政府与市场合作,推动了工业化。任何成功的工业化,都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3 从工业化到城市化
 
那么,工业化还有发展空间吗?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全世界的市场上,都流通着来自中国的商品。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业化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吗?工业化支撑的繁荣,还能持续吗?
 
这个问题,是面向未来的问题。要面向未来,最重要的是审视现在。回到我们刚才的分析,市场力量的发育,和工业化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要问工业化还有没有空间,就问现在的市场是不是已经很完善了。那么,现在的市场发育完善了吗?只要认真观察过中国经济的人,没有人会认为中国的市场机制已经完善了,就像没有人相信改革已经完成了一样。所谓深化改革,不就是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吗。
 
那么,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的抓手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转向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城市。梳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存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和主要高收入国家比,我国的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很高,但是城市化率很低,二者呈现出很大的不匹配。城市是市场发育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发展的滞后,使得我国的市场发育还有很大的不足。反过来说,进一步推动城市化,是我国市场发育的最重要抓手。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城市不进一步发展,想发展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这个基本特征进行进一步的理解。所谓工业化,其实是一个“复制”过程,只要掌握了技术,有了原材料,这个复制过程可以很快。你可以想象一下复印店里的复印机。原件放进去,就开始一张张复印,速度非常快。这里面,复印机和原件是技术,油墨是原材料。工业化也类似,有了技术、资金、劳动力,这个过程可以很快。过去40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就是因为工业化是个复制过程,可以很快。
 
但是城市不是这样,城市不仅是钢筋、水泥、道路、桥梁,更是一套复杂的网络,一套游戏规则,甚至文化习俗,风土人情。这些东西,是不能复制的,而必须慢慢生长,需要一个时间。打个类比的话,工业是无机物,可以批量生产,而城市是有机物,只能慢慢生长。这样一来,“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基本特征,就容易理解了。
 
因为城市化滞后,中国的市场发育不完善,工业化也受到制约。这种制约,集中体现在各种“结构失衡”上。
 
比如说,为什么我国经济依赖外需,不就是因为国内市场发育滞后,需求不足吗?内需充足了,就不会依赖外需了。
 
再比如,为什么我国服务业相对滞后?也是因为城市化滞后。服务业的发展,在城市里有优势,在农村很难发展。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分散、自给自足。因为地广人稀,经济流量低,农村的服务业很难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我国经济的最本源的结构特征,可以帮之理解很多其他的结构失衡问题。要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市场就要进一步发育,抓手就在城市化。
 
4 如何发展城市
 
如何进一步城市化?就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再一次亲密合作。“城”与“市”两个字共同构成城市,其实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古代的城,起源于安全防卫,是和政权、君王联系在一起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市,则是市场,是交易发生的地方,是黎民百姓讨生活的场所。
 
因此,“城”与“市” 这两个字,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秩序,两个字放在一起,概括了社会形态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城”是政府、君王主导的,而市,则是平民、企业活跃的空间。城市化的发展,终究是政府支持、包容之下的市场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能走多远,就看城市化能走多远。
 
最后要补充两点。第一,一般而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伴生的现象,差不多是同时推进和完成的,在欧美等高收入国家大致如此。这是因为,城市化能够达到的程度,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决定的。对于走在发展矩阵前列的国家而言,技术进步是缓慢的,而且技术进步的同时就会工业化的推进,就会引起人口向城市流动,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
 
但是在后发国家比如我国,由于工业化发展太快,城市化虽然也有很大发展,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滞后了。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以工业化为主,城市化为辅,是工业化主导的阶段,简称为“工业化”阶段;第二步以城市化为主,带动进一步的工业化,我们称之为“城市化”阶段。因此,我把本书命名为“从工业化到城市化”。
 
第二,我必须承认,这是一本远远没有写完的书。更准确地说,只写了个开头,就嘎然而止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过去经验的总结,本书只是个开始。本书提出了“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两阶段描述,但是并没有能够回答工业化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推进的,以及为什么能够推进,等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本书都没有涉及。
 
关于未来,关于城市化,我也只是看到了未来的潜力,看到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抓手,但是并不知道未来路径会如何演化,路上有哪些荆棘,我们能否过关斩将。
 
本来的研究计划,是要说清楚中国的工业化是如何发生、发展的,遇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然而,耗时几年,头发逐渐稀少,丝毫没有进展,慢慢失去了信心。沮丧之余,深感理解这些问题远超出个人的能力范围,可能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于是,把这一鳞半爪的观察思考拿出来,谈不上任何体系,错误在所难免,肯定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愿这些日夜所思所想的点点滴滴,对于思考中国的问题,有一点点帮助,至少帮助大于误导,则可心安矣。
 
是为序。
 
徐远
2019年5月12日 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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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学副教授。现世读书人,北大教书匠,身隐于闹市,心遁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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