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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转型的前夜:承认有限理性也是一种理性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经济学家更是如此。
 
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赛勒( Richard Thaler)教授,以表彰其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这是继2002年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以及2013年的罗伯特·希勒 (Robert Shiller) 之后,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家第三次获奖。上一次诺奖发给行为经济学家,还要追溯到1978年得奖的赫波特·西蒙(Herbert Simon)。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颁奖词,直言是表彰赛勒教授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而不是“心理学在经济学的应用”“实验经济学”或者“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这样的间接的、针对具体研究的表达。
 
 
这样直白的表述令人关注。因为从 1969年设立经济学奖以来,经济学奖共颁发49次,共79人获奖,其中只有4次与行为经济学有关,共5人获奖。其他的74位诺奖得主,都是因为对人类行为的理性分析,研究领域包括传统理性分析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计量、一般均衡框架、货币理论、经济核算、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产业组织、资产定价、理性预期、动态均衡等等。
 
诺奖作为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这一极度悬殊的分布反应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们能够理性分析自己面临的选择,理性认识自己约束条件,并作出理性的选择,理性地在市场里交易。在这一系列假设下,市场均衡反应了人们的理性,归纳了所有人的偏好和信息,由此形成的价格也就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都没有脱离这一基本的思维框架。
 
对这一框架的批评,是假设了太高的理性,现实中人们的理性程度远没有那么高。简单说,这一假设要求人们像爱因斯坦一样思考,永远充满智慧,而且具有无限的计算和推理能力。这样的理性假设,与现实中多如牛毛的非理性行为形成鲜明反差。
 
不妨举一个赛勒教授研究的例子。很多买卖股票的人都知道一个现象,就是赚了会很快卖掉,美名其曰落袋为安,赔了则会坚守反弹,相信终究会反弹。
 
其实大量的研究表明,上涨的股票短期会有惯性,下跌的股票很难反弹,即便反弹也常常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换句话说,人们经常会卖掉不该卖的,留着不该留的。而这样的决策,显然是不理性的,而且在投资者当中普遍存在。
 
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因为一个人在决策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参考点,决策中总会与这个参考点进行比较。股票涨了的时候,人们觉得可能会跌回去。股票跌了的时候,人们觉得可能会涨回去。 人们当然也会对目标价进行调整,但是这样的调整往往很慢,也很不充分,导致人们的买卖决策滞后,贻误战机。在瞬息万变的股票市场中,这样的贻误往往代价惨重。职业的投资人,要克服这样的思维误区,也往往要用很长的时间,甚至交很多的学费。这一思维误区如此普遍,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人们到底有多理性。“有限理性”的概念,就是针对诸如这样的现象提出来的。
 
赛勒教授的另外一项研究,是早期行为金融学的基础性发现之一。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赛勒和他的合作者发现了股票价格的过度反应。具体而言,当一个股票连续几年表现很好,未来几年往往表现很差。这一稳健的统计发现,只使用了过去的价格信息,就可以预测股价未来的相对表现。对于作为主流金融学基石之一的“有效市场假说”,是致命的一击。“有效市场假说”的基本思想,是说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资产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的历史信息,因此历史信息不能预测资产价格的未来变化。这一假说尤其认为历史价格这样的公开信息不能预测未来价格。因此,过度反应的发现,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质疑,是致命的。
 
上述两个例子,说的普通人的思维误区,或者说“有限理性”。这样的例子多如牛毛,不再赘述。那么,作为“理性经济人”鼓吹者的经济学家们,他们自己理性吗?差得远。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形势的预测,往往很不靠谱,预测成绩单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
 
惨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的话,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成绩单,差不多像是考试很难及格的小孩。偶尔及格了,锣鼓喧天,欢欣鼓舞,大宴乡里是一定的。可以理解的。平常总犯错,好不容易沾点边,不昭告天下,怎么掩盖那么多的荒谬?
 
 
比如说,2008年的这次金融危机,就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测到。连睿智的英国女王,也出来说你们经济学家怎么能集体犯这么大的错误。在这样的质疑面前,所有的辩解都很苍白。个别提前说危机的经济学家,其实不是预测到了,而是一直在说危机,说了好多年终于来了一次危机。这样的预测,与其说是预测,不如说是执念,或者说一种游戏策略。
 
然而,这所有的一切不妨碍经济学继续大行其道。或者,这是人类有限理性的最佳证据。
 
需要深究的,是为何主流经济学不尽快吸收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成果,重构分析体系,让经济学的枝叶常青。一眼看去,人们“有限理性”的证据如此充分,这样做不仅是理所当然的。
 
原因在于,这样的改进背弃了“理性经济人”的传统,很可能意味着现有体系的完全放弃,而不是边际改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在做理性分析的时候,不仅要求自己是理性的,还要求别人也是理性的。只有别人是理性的,自己的理性分析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无法预期别人的行为,也无法预期别人的行为对自己的影响,这样自己的分析无法进行下去。换句话说,只有理性是一个共同的知识,才能得到理性分析的均衡。一旦共同知识的假定稍微偏离,结果是什么样的就完全不可知了。
 
换句话说,经济学家们分析的均衡,是很脆弱的均衡,稍加偏离就不成立。所以,对理性人的分析框架,可能不是边际改进的问题,而是彻底扬弃的问题。
 
这次的诺奖明明白白发给“行为经济学”,预示着经济学正处于转型的前夜。不转型的话,整个垮掉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行为至此,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外行怎么识别经济学家呢?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很多人都在使用,差异在于理解的框架和掌握的信息。现实生活中经济学家对很多问题发表意见,往往众说纷纭,云山雾绕,听谁的好呢?
 
答案很简单,不听就是了。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这么不靠谱,直接无视没损失,反而节约了很多时间。一定要听的话,就看他的预测,看他有没有给出清晰的、可验证的预测。有预测的经济学家,很快可以根据预测的准确性进行识别。没有清晰的、可验证的预测的所谓理论,不妨直接扔掉。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扯不清的,这样的理论完全是浪费时间。何况,经济学家们都很会讲,一方面怎么样,另一方面怎么样,头头是道,理由列出一大堆,结论是你自己看着办,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还有一种理论,粗看有预测,实际不能验证,或者验证的时间跨度太长,欺骗性很强。比如说,预测100年以后的事情,听听就好,对不对都和今天的我们没啥关系,除非能进一步对今天的事情进行预测。更重要的是,你现在没法对这样的预测进行检验,无法知道对不对,也就无从根据这样的预测进行决策。
 
根据波普尔的科学定义,没法检验的东西不是科学,最多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可验证的预测,是选择一个指标,在给定的、不太长的时间内,发生可以证实或者证否的变化。把经济学家的预测记下来,用不了几年,你就会知道谁靠谱。
 
(本文成于2017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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