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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事情往前推,才有机会解决问题。
 
本文成于2012年9月20日
 
7.21暴雨灾害后,聊起现阶段应该重点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比如排水工程,城市道路,轨道交通等等。这些投资能够满足看得见的需求,方向上不大会错,财务上能够做得平,不但能够方便生活,培育长期经济潜力,而且能够对抗目前的经济下行,为经济调整赢得时间,长期、短期看都划算。
 
一位学友当场泼了一句冷水:城市基础设施往往是作为“民生工程”而非“投资项目”,在重工业化、轻城市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并不真的在意民生,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言者听者都觉得这句话属实,也知道这局面一时难以改变,不禁一时无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民生”成了一种装饰门面的东西。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嘴巴上固然是重视民生的,但实际上更重视的是GDP,而且彼此竞争,比哪个地区的GDP长得快,为了增长就竞相投资,争着上大工业项目,争着卖地。这种地区间的增长竞争,被认为是近年来GDP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因。一代狂生张五常,甚至说地区间竞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增长、投资、工业项目,本来都是好东西,谁也不能简单说促进增长,增加投资,推动工业化是坏事,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是帮助提高生活水平的。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投资和增长似乎站到了民生的对立面,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
 
无庸讳言的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此外政府购买增长也很快。国内生产总值当中,只有直接代表居民生活的消费增长较慢,而且占比也大幅下降。经济是增长了,但是居民生活质量却未见得更高,这是“增长”、“投资”与“民生”对立的宏观背景。
 
这种对立的一个后果是,一说到投资,人们就开始反感,似乎投资变成了一个坏东西。
 
国民财富的积累,无非靠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而生产要素无非是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这些东西。劳动力的数量相对给定,能够提高的是劳动力的素质,也就是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自然资源是越用越少的,能做的就是进口加节约,并尽量提高利用效率。在所有要素中,只有资本是可以增加的,而资本的增加就要靠投资,不管是人力资本还是实物资本。生活水平要提高,离不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离不开技术进步和投资,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疑议。而且,技术进步也是体现在更高性能、更好质量的资产中的,也离不开投资。
 
 
其实人们抱怨的,并不是增长本身,而是增长的一些不良伴生物。收入是涨了,可是物价涨得更快;好不容易物价涨速下来了,可是物价水平已经真的很高了;以前存的钱,已经贬值一半了;房子的价格,早已不是翻番的问题,而是快要加零了;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看起来都像是无底洞,不知要花多少钱。在这些观察面前,人们有理由对增长的质量投以更多的关注,毕竟增长不是目的,提高生活水平才是。增长倘若只是一个空洞的数字,人们是不会那么关心的。
 
冷静下来之后要问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因为近年来增长的质量不高,就不要增长了?是不是因为投资管理出了很多问题,就不要投资了?应该不是这样的,因噎废食的道理大家都明白的。
 
其实在经济低迷当中,政府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无论是货币或是财政政策,都受到诸多制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资金成本,刺激经济,但是本质上是储户向企业的转移支付,对于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非常不利,而且受到通货膨胀的制约,目前并没有太大的空间。宽松的财政政策无非是减少财政收入,也就是减税,或者增加财政支出,也就是增加投资。对于减税,我想大多数人都是赞成的,目前企业的税负偏重,尤其是流转环节税负太重,税收扭曲太大,减税能够促进企业的活力。未来税收改革的方向,应该减少对生产、流转、劳动的税收,增产对财产的税收,减少税收扭曲,调节收入分配。减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进展太慢。
 
对于增加投资,不同意见很多。投资可以大致分为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前者应由企业来进行,政府参与往往容易导致效率低下,但是后者是政府可以参与的投资。首先,一般而言,因为外部性大,私人部门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往往是不足的。其次,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基础设施存量依然很落后,投资的空间依然很大。和欧洲美国相比,我们的道路密度太低了,机场太少了,多修一些不妨事的。
 
 
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不仅可以促进生产,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善民生。下水管道,公路,铁路,机场,都是可以方便居民生活的。难道要等到下一次暴雨灾害,再去修下水道?难道一定要等到城市堵死,才去修路?超前一点,不妨事的。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机场,刚修好是旅客寥寥,可是不久就变得很拥挤了。这些能够增加人们的生活自由度的设施,多一些总是好的。
 
管理和效率,是需要在执行中解决的问题,要求完美不是现实的思路,也未必是最优的路径。等到一切就绪,没有问题再做,结果就是什么也做不了。只有把事情往前推,才有机会解决问题。退一步而言,看看欧美政府的所作所为,我们就知道没有哪一个政府不想干预经济。对于积极想干预经济的政府而言,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可以开的、利大于弊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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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

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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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学副教授。现世读书人,北大教书匠,身隐于闹市,心遁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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