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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刺激需求,长期增加供给:基础设施投资熨平通货膨胀

基础设施投资是短期、长期并举的政策,也就难怪经济低迷时,往往会有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声音。
 
本文成于2012年8月9日。
 
根据今天(2012年8月9日)刚刚公布的数据,7月份CPI同比增速降到1.8%,两年半以来首次跌破2%,PPI负增长2.9%,比大多数人的预期还要低。始于2010年年初的这一轮通胀,在历经两年多的调控之后,终于算是暂时告一段落。同时,经济也已经很冷,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市场也很悲观,一些评论已经开始担心经济发展的前景,这一轮调控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在这个时点上,或许该回头总结一下。
 
先从通胀的一般规律说起。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货币学派的大师,因为在消费理论、货币理论、经济稳定政策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很多人都会同意,他对经济理论与政策讨论的贡献,远非一个诺贝尔奖能够形容。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很少有经济学家能与其比肩。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句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通货膨胀永远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这是一句大白话,当然是对的,因为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套套:通胀永远都是一个货币现象,通缩也永远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多了就会通胀,货币少了就会通缩。说来说去,通胀通缩都说的是价格水平的涨落。钱不多,怎么会有通胀?钱不少,怎么会有通缩?
 
倘若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这句话的意义似乎也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何为多?何为少?多少总有一个谁和谁比的问题。比较的一方是货币,另一方是总供给。货币代表了经济中的需求的力量,任何消费、投资、出口、政府购买的行为最后都要经由货币来表达,货币的多少代表了总需求的多少。这里面的一个要点是,现代纸币体系下,货币的总量是可以被控制的,货币创造的直接成本接近为零。这个就麻烦了,倘若央行降息或者降低存款准备率,货币就会轻而易举、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且,这些货币都会形成需求,需要被满足。
 
与这种需求对应的,是供给,也就是经济中能够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生产能力。那么生产能力由什么决定?由生产要素和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也就是生产技术)共同来定。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劳动者技能、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等,生产技术不仅包括狭义的工艺流程、专利技术,还包括广义的生产组织技术,这些技术把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用来满足总需求。倘若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就会导致通胀,否则就会导致通缩;倘若二者大致相当,物价水平就会相对稳定,这也是中央银行家们追求的目标。
 
在需求与供给两方对比当中,需求可以大幅波动,央行能够控制货币,进而调节总需求,财政也可以通过税收和支出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比较而言,供给相对稳定,因为短期内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都是相对给定的,很难快速改变。正因为如此,宏观调控的政策一般都着眼于需求,致力于“熨平”短期的总需求波动,总需求少了就扩张一点,多了就压缩一点。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说这一轮通胀,从2010年开始压总需求,可是半天就是不下去,同比CPI增长率一路从2010年年初的不到3%上涨到2011年7月的6.5%,然后才慢慢回落,迄今才算是过去。看来看去,这一轮通胀后面都依然还有汇率低估的影子。汇率低估,净出口下不来,总需求当然下不来,紧缩来紧缩去都只能管内需,外需我们管不着的。外贸总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汇率低估导致外需旺盛,通胀当然难治。
 
反过来,经济低迷的时候增加总需求也未必容易。美国从金融危机爆发,启动了各种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把利率降到零不算,还保证维持未来好几年的基本零利率,另外还辅以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尽管如此,效果还是昙花一现,最近经济又开始回调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们不傻,知道一时的痛快没用的。比如说,政府增加支出,可是政府没有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都是从经济体中抽取来的,要么抽税,要么发债,可是发债意味着未来要抽税。不管怎么样,留给私人部门的钱就少了,那么私人部门的支出就会减少。一里一外,很难说最后总需求是多了还是少了,倘若政府效率低下,腐败严重,总的效果可能是负的。人们常常批评政府投资,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政府增加支出会比较有效?大致看来有两个可能性。一是政府把钱花在私人部门不愿意花的地方,因而政府花钱不会挤出私人花钱;二是政府的支出不仅增加短期的总需求,还会增加长期的总供给,这样未来的收入也会增加,因为人们也就不会减少短期的支出。
 
 
看来看去,基础设施投资好像是这样一种支出。首先,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私人部门很难胜任。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外部性大,投资者只能得到其中一小部分好处,因此存在投资激励不足的问题。当然,不是说私人部门不是不能胜任这个投资,但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主要还是政府来承担。国际上看,基础设施投资也大都是政府来承担。其次,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大幅增加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比如说,一条好的道路降低了所有交通、运输的成本,减少了交通运输的时间,降低了企业的交通运输成本,因而增加了这些企业的利润,今儿增加产出。再比如,通讯设施的投资,可以降低人们的通讯费用,降低企业的通讯成本,增加交易的机会,增加企业的利润和产出。
 
增加基础设施可以帮助增加产出,因而也就可以降低通胀压力。通胀无非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增加总供给和降低总需求对于降低通胀来说是等价的。
 
一些例子或许可以帮助说明基础设施对于降低通胀的作用。近年来我国通胀中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产销脱节:一方面城里的农产品价格飙升,另一方面农民的菜在地里运不出去,只能白白烂掉。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多,最后总可以归结到“流通体制不畅”,流通不畅中运输不畅应该是重要的一环。
 
美国1970年代的通胀也很有说服力。美国近代最严重的通胀发生在1970年代,1980年以后进入了一个难得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对于1970年代的高通胀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的重要因素有石油危机、过度管制、劳动力结构、研发投入、人们的通胀预期调整等等。其实还有一个因素近年来得到更多的重视,就是基础设施投资。很多研究发现,美国的生产率进步在1970年代显著放缓,供给的减少加剧了通胀的压力。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在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放缓,直接导致了后来生产率进步的放缓。
 
 
顺便说一句,经济分析中对于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没有太多异议,人们有不同观点,但是大都集中在“有多重要”上,而不是“重不重要”上,争论的是“量”而非“质”。有趣的是,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这种重要性停留在说说而已的层面,直到1990左右大卫·阿斯考尔(David Aschauer)写下一系列文章,基础设施才进入主流经济分析,相关文献开始井喷式增长。
 
站在目前时点上,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够帮助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短期内还能直接拉动投资,形成有效需求,帮助经济回暖。实际上,基础设施投资是短期、长期并举的政策,也就难怪经济低迷时,往往会有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声音。前几天重读《朱镕基讲话实录》,里面提到在1998-2002期间,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而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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