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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孩子大多进了城,城里收入高很多,他们也不愿意回来,以地养老就很难成立了。
 
反对土地确权、流转的声音中,有一种常常引起人们的同情,就是一旦农民失了地,就没有了最起码的保障。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农民在城里贡献了他们的青春,年老力衰了,还可以回到农村,依靠土地度过晚年。年轻的农民工在城里打工打不下去了,也可以回到农村,依靠土地获取温饱。
 
这说法可谓是用心良苦,看起来似乎是为了农民着想。可是,只要稍微想一下,“城乡二元”的思维定势也是清楚不过的。不妨问一句,为什么城里人就不担心没工作?城里人失业了为什么不“回”农村?为什么城里人就不用考虑“以地养老”?
 
倘若觉得这问题很荒谬,只能说明城乡二元的概念太深入人心了。潜意识里,大家身上都有一个标签,或者是城里人,或者是乡下人,两种人不一样的。其实,在并不遥远的以前,大家都是农村人。1960年代以来,这身份标签就变成与生俱来的,就像皮肤的颜色一样。
 
佛曰:“众生平等”。这样的理念,离我们的现实可能是过于遥远了。理念上的东西,不讲也罢。也无妨,还可以问一些实际一点的问题,看看现实中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喜欢讲“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做事情不能硬来的,更不能一厢情愿。不管初衷如何,总要问问在现实里是否行得通。
 
其一,城里打工不顺的农民工,会回农村吗?传说中经济一不景气,就会有大量农民工“回流”,也就是回到农村。“回流”多少总是有的。工作不顺心,又想念家乡,很多人的父母老婆孩子都还在家里,平时打工很辛苦,趁着难得的“失业”时间,回家看看,休息一下,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过,话不能只说一半。与“回流”同时发生的,还有“反向回流”。回家不久以后,就又回来了。无他,在农村种地的收入还是没法和城里打工比,少说也差个数量级。这些年劳动力慢慢紧张起来,工资上涨比较快,最后总可以找个不错的工作。聪明能干的,收入不仅远超过在农村,甚至超过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超过“海龟”,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其二,农民老了,真的可以依赖土地养老吗?目前情况下,其实已经不太可能了。所谓以地养老,前提是地要有人来耕种。土地放在那里,是不会自己长出庄稼来的。
传统农业社会里,父母老了以后,由孩子接棒耕种,以地养老不仅有道理,而且是硬道理。那时候,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以地养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方式。可是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年轻的孩子大多进了城,城里收入高很多,他们也不愿意回来,以地养老就很难成立了。
 
而且,以前大家都很穷,生产技术也很落后,老人只要还能动,都手脚不停地劳作。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收入水平高了,还需要老人这样子通过劳作才能养老吗?倘若真的如此,也是一种悲哀。
 
即便老人们依然愿意劳作,现实的情况也不允许了。现在耕种机械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经营规模越来越大,要求的农业知识越来越新,老人们学习速度慢很多,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耕作方法了。以后的农场经营,更多需要专业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其实,在人均产出已经4万块人民币,相当于6000多美元,而人均耕地只有2亩地的情况下,以地养老的说法其实隐含了很大的不自信。二亩地的产出水平是很低的,老人自己不能种,转包给别人一年也就1000元。这个收入不能说完全没用,但是在今天的物价水平下,确实对养老帮助不大,也就刚刚够买粮食,蔬菜、副食、鱼肉、油盐、水电、交通等等其他众多支出,都得另想办法。真不知道老人们除了靠积蓄和子女,还有什么办法好想。
以地养老的说法,离接受实际检验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我国的大量农民工进城,是从1992年左右开始的。那时候政策上开始鼓励农民进城,而且1992-1997年经济形势比较好,是农民工进城的一个高峰。1997年经济开始不景气,农民工进城的速度下降了一些,直到2001年经济复苏。然后恰逢中国加入WTO和房地产改革,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大幅增长,于是农民工大量进程从事有关行业。
 
粗略匡算的话,到了2005年的时候,35岁以下的人大多已经进城了。迄今10年又过去了,农村45岁以下的人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了。年轻一点的,应该是妇女比例多一些。青壮年的劳动力不是没有,但是应该很少了。到农村看过的人,都知道“空心村”的现象有多严重。
 
现在在农村种地的人,平均年龄保守估计应该在50岁左右,相当比例的人应该在60岁以上。现在农民的身体和健康条件有很大改善,60甚至70岁的人依然还可以劳作。但是再过10年的话,相当大比例的农民都在75岁以上了。
 
到了那个时候,是否还让这些老人来种地,不仅关系到他们是否老有所依,还关系到我们的农业是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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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

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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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学副教授。现世读书人,北大教书匠,身隐于闹市,心遁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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