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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无家可归的城市

深圳是个年轻、没有包袱的城市,似乎总是充满活力。  

  1.善意的忽视
  记不清从何时开始,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写一点对当地的印象,有点到此一游的意思。也就是不多的几行文字,记录一点零星的感受。下笔的原因不得而知,往往也就是有感而发,或者也是因为旅途喧闹,人易疲劳,写作可以让人安静,也算是一种休息。
  深圳是个例外。往来深圳很多次了,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点深圳印象。昨晚下楼散步,蓦然想起来,自己亦是惊诧不已。
  稍一思量,往来深圳的次数,真是不少。最早的一次,是1999年的夏天,当时还在北大念书,暑假来深圳旅游。那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宽阔的深南大道,两边都是树,郁郁葱葱的。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宽敞、漂亮的路,印象自然深刻。当时已经开始接触经济学,道路、楼宇、工厂、商场,这些设施的含义,脑子里已经慢慢开始有概念了。
  说起来,在街上看经济学,还是偷师芝加哥大学的盖尔·约翰逊教授。那时他虽然年岁已高,但是每年都会来北京一两次,每次都会去王府井一带看一看,看楼宇的变化,哪一座楼又拔地而起,看看商场里的商品、价格、人来人往。老先生带了好多中国学生,著名的林毅夫、宋国青、赵耀辉教授,都是他门下弟子。
  老先生来过中国很多次,很中国化,吃饭的时候坚决不让别人买单的,用夸张的动作把别人推开,争抢着买单。至今想起来,依然莞尔。约翰逊教授的风范,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了。
  后来在香港教书,周末无聊,常常过来叨扰同学,喝一杯啤酒,唠一唠见闻,发一发牢骚。往来香港和深圳之间的口岸,不管罗湖或者黄冈,每次都是人山人海的。世间熙熙,皆为利来;世间攘攘,皆为利往。这一点,在港深之间的口岸,看得特别清楚。港深一河之隔,人们的生活却天差地别,让人不得不承认制度环境的重要。
  印象最深的,是很守规矩的香港人一到了深圳,就各种不守规矩。据说现在深圳的交警要专门抓香港司机的违规,因为他们车开得快,常常超速很多,很不安全。有得一比的,是有些看似温文尔雅的西方人,到了香港,常常飞扬跋扈。香港人在车站排队的秩序之好,令人惊诧。其中不排队的,往往是白人。因此,我对于用人种、文化这些概念解释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从来都是将信将疑的。人的行为,会随环境而改变的。至少,这些概念要稍微具体一点,才有实际的解释力。
  离开香港之后,深圳就来得少了。从2012年开始,因为一个项目的缘故,又来了好多次。项目的报告早已写好,却从未想到过要写一个深圳印象,直到昨天晚上。
  仔细思量,这种忽视,可能是因为在潜意识里面,深圳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因为毕竟来过很多次了,年少的时候就来过了。而且,深圳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大城市,很难形成一种简单的印象,用简单的文字表达出来。
  更深的一层潜意识里,对深圳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甚至不觉得是异乡。对于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人来说,深圳是一个极特殊的城市,可以说是中国的改革之城。
  2.改革之城
  深圳在中国城市改革中的地位,相当于安徽凤阳小岗村在农村改革中的地位。当初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在分田单干的契约上按下手印,标志着70年代末期农村改革的开始。城市里面的改革,则始于深圳。深圳是唯一改革之后建立、成长起来的大城市,见证了改革的艰辛,推动了改革的进程,也舔食了改革的糖果。
  对于很多人来说,改革是一个宏大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巨大的国家里,改变了十几亿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如此宏大的事情,容易变得抽象。不过,对于深圳而言,改革却一点也不抽象。
  深圳改革,始于罗湖。1978年的罗湖,不过是一个“省尾国角”的一个小村子。因为毗连香港,近水楼台,所以得到了“开放”的机会。“三来一补”的方式,打开了工业化之门。
  袁庚先生创办的蛇口工业区,则是中国的第一个工业区。听说当年袁庚为了装一门电话,都要到北京报批,听来不禁心酸。还听说一个故事,说袁庚的蛇口工业区,只要了一平方公里。大了,怕搞不好,担不起这个责任。这和后来各路“英豪”们的竞相跑马圈地,越大越好,形成了怎样的反差。
  倘若历数中国的成功的大企业,你会发现,半数以上是在深圳成长起来的,比如腾讯、华为、万科。这里面不包含国企,也不包含金融企业。国企不是改革的成果,而是改革的阻力。金融企业,则太特殊了,且大多数有很强的国企色彩。
  短短30年,深圳由人口不到30万的边关小县城,成长为人口超过1500万的特大都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1500万人的选择,是深圳成就的最好诠释。鲁迅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深圳,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一条路。
  回头看,深圳的开放,是中国工业化浪潮的开始。改革开放迄今的成就,说白了就是两句话。一句是农村改革打了更多的粮食,解决了吃饭问题;另一句是农业发展释放的劳动力进城,和城市人口一起推动了工业化。
  改革的秘密在于增量,没有涌入城市的增量人口,城市里面的改革很难推得动,工业化发展也不会这么快的。正是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才帮助中国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的浪潮,迅速推进了工业化。
  或者有人要说改革不仅仅是工业化,还有城市化。这句话当然有道理,毕竟城市的常驻人口从2亿增长到了7亿,城市的人口、面积都大规模增加。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人口在城市里聚集、居住、工作、生活、思想,形成内生的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文化繁荣。迄今为止的城市化,不过是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作为城市的劳动力和过客。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或者才刚刚开始。
  因为这些,对改革有很多寄寓的人,是不愿意批评深圳的。这特殊的感情,有点像年长的父亲对于年幼的孩子,很多的溺爱,很少的批评。又像年轻的男子面对倾心的女子,缺点是一概看不见的。没有了批判的眼光和思辩的精神,书生的文章也就没有了意义,甚至不会想到去写。
  3.无家可归的城市
  批评的目光一起,自然能挑出很多毛病的。比如在深圳吃饭。可能是因为习惯了北京餐馆的粗糙,一直觉得深圳的餐馆都是很不错的。不过转念一想,深圳和毗邻的广州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价格差不多,质量差很多。
  深圳的餐厅,给人一种赚钱大于服务的感觉。你来了,付钱吃饭。只要饭菜还行,不至于引起抱怨,就可以了。所以深圳的饭菜的质量,总是在抱怨的边界。你觉得还行,但是又不觉得特别好。当然,这可能和我一般住在商业区,又去不起特别贵的餐厅有关。
  一厢情愿地猜想,小区里面的餐厅,因为要吸引回头客,可能要好一点。不过根据旧时同窗的说法,也不尽然,小区里面的人,还是喜欢到商业区的餐厅吃饭。仔细想,小区里面人口少,总体消费力低,支撑不起好一点的餐厅。商业区面对的潜在需求大,而且有竞争,质量会好一点。
  可接受,不叫好,似乎是深圳餐馆的特征。深究的话,这或者反应了一种漂泊的心态。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人来人往的,很多人并没有把这里当作家。赚钱回乡,还是很多人的想法。没有常驻的心态,就没有了精益求精之心。过得去就好的心态,大概就是这样来的。毕竟,这里不是我的家,何必太认真。
  据说,领导干部也一样。因为调动频繁,到这里就想着下一站,并没有在这里长久工作的打算。领导尚且如此,在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中,又怎能期望普通官员和黎民百姓有长治久安的心态?不幸的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底蕴,是要慢慢积累、沉淀的。过客的心态,会反映在城市的性格中。
  心之所向,心之所安,即为家。难道这1500多万人,都是无家可归的过客?
  4.移民城市也排外
  带着疑惑,在去机场的路上和司机攀谈起来。司机是四川南充人,来深圳打拼已经20年了。问起对深圳的感觉,司机说深圳太排外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排外”二字,是令人一惊的。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当初宝安县的人口不到30万,现在总人口超过1500多万,有人说是1700万。说深圳排外,是谁排斥谁呢?难道是30万的原住民排斥后来的1500万人?自然不是。刨根问底,司机说是有深圳户口的人排斥没有深圳户口的人,收入高的人排斥收入低的人。
  这就不奇怪了。上海人如此,香港人如此,就连不知名的小县城的人,也会歧视乡里人,几乎无一例外。北京人稍微好一些,因为是天子脚下,能人异士向来往这里聚集,已经好几百年了。京城的子民们,多少习惯了这一点了。
  这个星球上的人,本来就都很排外的。自己得到的东西,就不希望和别人分享,人之常情也。自己先来占领的土地,别人就不能来了,也是同样的道理。美国人稍微好一点。一方面这与现在的美国人大多是移民,占了本来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有关。稍微有点文化修养的人,都会坦然承认这一点,每年还有一个感恩节,吃一吃火鸡,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土著人的恩德。这样一来,也就不太好意思太明显排斥后来的移民。心里,自然还是有一些的。不过,这一层虚伪的面纱,或者就是文明的所有含义了。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歧视在美国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制度的基础。美国人是可以自由迁徙的,到各洲都可以安居乐业,住下来之后一切福利、社保等都一样,这些东西都是跟着人走的。这样,老居民歧视新居民,除了显示自己的狭隘之外,没有什么用。
  我国不同,各大中城市都有政策限制新移民落户,农民工进来,只是提供劳动力的。等到城市不需要他们了,他们就得离开。这赤裸裸的歧视,竟然是明文规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城市承载力不足,教育、医疗、养老、交通、水、环境等资源都有约束。
  承载力给定情况下,这些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过,一个城市的承载力,是随着城市管理水平而上升的。官僚们人浮于事,只知道琢磨领导的心思,而不是琢磨实际的问题,城市管理水平和承载力自然上不去。
  这种歧视,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排外。在深圳这样一个新兴的城市,很快就兴起了“排外”这样一种风气,不禁令人无奈了。
  5.特区不特?
  记得初到深圳调研时,那是2012年的夏天,当地一位干部忧心忡忡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深圳是靠特区的政策发展起来的。现在特区不特,深圳没什么优势了。”
  这话不假。改革初期,中央对深圳的政策,是不给钱,不给物资,但是给政策,让深圳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很多其他地方不能做的事情,在这里可以做。理由是,这里是“省尾国角”,在巴掌大的地方试一下,没什么大不了。万一出了乱子,关了就是。
  这些特殊对待,在深圳发展的初期,是功不可没的。可是,“特殊”毕竟不是常态。这十来年,各地的贸易都开了,都接着全球的市场,深圳的“特殊性”当然相对下降了。
  还有人担心,特区的优惠政策,居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套利”文化,人们不是想着长远把事情做好,而是琢磨着利用政策便利找“快钱”。猜想这种想法人们都会有,是不是在深圳严重一些,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在金融市场里做久了的人,很难再去做实业。因为金融市场里面输赢都很快,给人带来的刺激,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都很强烈。而做实业,需要更多的耐心,期间体会的刺激,要小得多。制度套利也一样。套利的事情做久了,发展总靠特殊待遇,容易对正常的发展方式没有兴趣。
  不过要说深圳已经“特区不特”,可能还是为时过早。三十多年“特殊”的发展经历,总有留下一些特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需要人们去观察、总结、提炼。
  笔者的一点体会,深圳是个年轻、没有包袱的城市,似乎总是充满活力。这次来调研,见到很多中小企业家,似乎都是充满闯劲的。经济下行、产能过剩、融资难、融资贵,这些见诸媒体和财经讨论的悲观词汇,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就像一个小企业的老板说的,企业经营得好,银行当然愿意给钱,互利的嘛。
  感觉上,深圳的经济和其他地方的确不太一样。这几年没出什么政策,企业看清了不会出什么大政策,反而下决心转型了。当地的朋友指着旁边的一栋楼,说这里有几十家上市公司,谁知道哪一家会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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