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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观 | 此间的少年:未名湖畔好读书

据说回忆是“初老”的征兆。这些天恰逢开学季,走在未名湖畔,看着熙熙攘攘的年轻,兴奋、又迷茫的脸,忍不住想起了十多年前的自己。时间如白驹过隙,此间的少年,已有渐生的华发。
唯一不变的,是未名的湖水,仍有皓皓之白,游于江潭,行吟泽畔。
谨以这篇关于求学、读书、研究的小文送给从前的自己,未来的你们。

一  缘起
         报考CCER的时候,还不知道宋国青、周其仁、赵耀辉这些即将对自己产生深远影响的名字。可是,缘已起。
         1997年,我从北大数学系毕业,考进CCER读硕士,是CCER的第二届研究生。说起考CCER,有一段小故事。97年9月入学的硕士,考试是在97年的一月份,报名是在96年9月底。准备考研的学子,一般前一年的暑假就要开始准备。我本来要考的是法律,因为本科时对于历史、法律比较感兴趣。可是96年9月的时候,偶然得知新成立了一个CCER,是一批海外回来的博士成立的。立刻跑到研究生院的招生公告栏去看,居然看到林毅夫、海闻的名字,于是就很快转变主意报考CCER。
         其实当时已经9月下旬,记得离报考志愿只有4天。临时变阵不无风险,但是林、海二人在脑海里的印象深刻,也就义无反顾了。很多年以后才明白,人们的很多决策,其实是源于冲动,是所谓的理性无法解释的。
         第一次见到林毅夫,是1994年冬天,在北大破旧的老二教的一次讲座上。当年的老二教如今早已拆得不见踪影,但是那一次讲座依然记忆犹新。林毅夫身材高大,思维敏捷,言语幽默,回答问题快速而清楚。那时北大学风很好,每晚上自习都要占座位,还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林老师的讲座,是听过的讲座中印象最深的。

冬日里的未名湖
  当时懵懂,不完全听得懂,比较优势、休克疗法、东欧模式这样的词汇,当时还很陌生。后来才知道,林老师笔耕不辍,可能是唯一对中国经济变迁提出系统性解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框架的人。
  初见海闻,是旁听经济学院的课程。查无可查,记得应该是1995年春季。听学长说这个老师的课讲得好,于是早早在教室占座位。记得是在三教101,三教就在五四球场的边上,现在依然还在。临上课时,突然有几个人进来说他们定了这个教室。海老师刚好进来,说我们也定了,且已经满满一屋子的人,对方只好作罢。海老师便开口笑言,这就是先占领市场的好处,尽显日后海老大的风范。
  开始上课之后,海老师才让人见识到他的功力。我第一次见到一个老师,可以用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把两国贸易中供给、需求、价格、福利的变化讲解得如此清楚。后来自己也教书,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的含义,自己不理解透彻,是决计不能讲的如此清楚明了的。此后多年,海老师一直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我一点都不奇怪。 
今日的老地学楼
  还有一件小事情,促使我义无反顾报了CCER。得知CCER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以后,就打听CCER在哪里办公,得知是在老地学楼,就在概率系老化学楼的对面,于是立马跑过去看看。本来是要咨询一点招生的事情的,可是跑过去之后,看到拥挤不堪的两间办公室,人来人往地在那里忙碌。因为拥挤,所以大家都是侧着身子过来过去。于是我什么都没有问,默默地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就决定报考CCER了。
  报考的时候,还不知道宋国青、周其仁、赵耀辉这些即将对自己产生深远影响的名字。可是,缘已起。
  二 风平
  初识宋国青,是1998年春季听他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宋老师用的是卢卡斯的教材,上课就从卢卡斯果树模型讲起。记得当年有点被虐的感觉,因为模型前后线条太长,不太好缝上……事后看,宏观讲究一般均衡,头绪自然多一些。被虐之后,就心甘情愿选了他做导师。
  CCER一年级的课程,是蛮艰深的,有人称作是魔鬼训练营。主要的课程就是“三高”,高级微观、高级宏观、高级计量。高级微观用的是一本叫做MWG的教材,MWG是三个作者(Mas-Colell,Whinston,和Green)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书名叫《微观经济学理论》(Microeconomics Theory)。这本书的第一版是1995年,我们1997年上课就用了。此后很多年,这本书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博士项目一年级课程的教科书,后来我毕业后美国杜克(Duke)大学读博士,用的也是这本教科书。CCER从成立起,就树立了很高的标准,由此可见一斑。
  微观是经济分析的基础,MWG的微观经济学,集微观经济分析之大成,是极好的教材。研二的时候,有机会担任一年级高微的助教,又学习了一遍。助教的工作是跟课,然后上习题课。不知当年给学弟学妹们讲清楚没有,但是自己再学一遍获益良多,倒是真真切切的。
  相比微观,宏观要难一些。微观考校的基本就是逻辑推导能力。给定前提,会推导就行了。推导完了,意义也就明了了。虽然谈不上融会贯通,但基本也算是会了。基本“会了”之后,还有功力深浅之分,那就是另一层的境界了。
  宏观不一样。宏观考校的不仅是逻辑推导的能力,还需要对经济系统的运行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现实的情况要有一定的把握能力。不然的话,不知道自己推导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有时明明推出来的东西和现实不符,自己也不知道。错了还不知道,这是最恐怖的。因为这一条,我从不相信数学好的人就一定能学好宏观。
  初识宋国青,是1998年春季,也就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听他讲授高宏二,即一年级第二学期的高级宏观经济学。宋老师用的是卢卡斯的教材,上课就开始讲模型,推公式,从卢卡斯果树模型讲起。记得当年有点被虐的感觉,因为模型前后线条太长,不太好缝上。前提假设说完了就是一大堆,然后开始推,然后还要加假设,然后再推,然后再说假设好不好,哪一个假设如何导致了哪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怎么换会更合理。逻辑线条长了,头绪多了,就不太容易看清楚,前后不好连上。事后看,宏观讲究一般均衡,头绪自然多一些。
宋老师
  被虐之后,就心甘情愿选了宋国青作导师,有幸此后一直聆听教诲。此后多年,宋国青常常可以漫不经心地一句话点透你,功力尽显。智力虐待,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享受。
  整个一年级的时间,同班同学的生活大致都一样,就是看书、上课、做作业。课程之外,还给胡大源老师做过一个学期的助教,课程是商务统计。胡老师做事情极为认真仔细,多年一直如此,CCER的老师同学们都是知道的。特别记得的是有一次胡老师让我讲一个章节,课后说我讲课还不错,也增加了一点日后当老师的信心。
  虽然课程重,但是大家都很充实。用现在的话讲,当时的幸福感很高。其实忙碌是CCER文化的一部分,半夜的时候老师们经常都在。据说老师开会都安排在半夜,因为老师们白天忙,开会很难排时间,晚上都来加班,安排开会反而容易了。学生忙,老师更忙,没有人有怨言。
  一年级的生活紧张忙碌,风平浪静。
  三 浸润
  那几年在朗润园的浸润,铸就了自己对研究方法、方向的理解,定了以后做研究的调子。我脑子里的经济学方法论,可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从现象出发”,“约束条件”,和“真实世界”。
  从二年级开始,就要真正开始学习做研究了。上课是走别人走过的路,研究是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其中甘苦,饮水自知。探索没走过的路,方向感、品鉴力就特别重要了。作为CCER的学生和教师,不好评述CCER的路数有多正,但是那几年在朗润园的浸润,铸就了自己对研究方法、方向的理解,定了以后做研究的调子。我脑子里的经济学方法论,可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从现象出发”,“约束条件”,和“真实世界”。 

今日朗润园
  林老师的观点一直是“好的理论从重大的现象中来”。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重大的经济现象先后围绕英国、美国发生,由此先后在英国、美国孕育了一大批经济分析的大家。现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现象,已经开始围绕中国发生。对于林老师来说,脱离这个“最重大现象”的中国经济研究,都有缘木求鱼的危险。
  同时,林老师又强调,经济分析不能脱离现实的“约束条件”。比如,“要素禀赋”就是最直接的约束条件,一国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状况制定发展战略。从这里出发往前,其实就是“比较优势”了。中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当然要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1950年代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因此事倍功半。而“比较优势”往前再走一步,就是“动态比较优势了。一国的要素禀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相应的产业战略也要随之变化,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不断增加,劳动密集的产业相应减少。
  大道至简,有用的理论往往并不复杂。多年以后,再仔细回溯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改革以后的发展轨迹,其实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解释。看似简单,实则有用。这样的经济学,或者正应该是我们追求的。
  周老师刻在我脑子的,则是“真实世界”这四个字。记得当时周老师有一篇关于科斯论文的读书笔记,题目叫做《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我看的版本,是CCER的工作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收录在《产权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这篇读书笔记,写得荡气回肠,前后读了很多遍,出国的时候还带着,可惜后来丢掉了。
  周老师对于“真实世界”的强调,源于科斯(Ronald Coase)。科斯很强调经济假设的重要性。经济分析中,“假设”(assumption)是避不开的,因为涉及对现实世界的简化,否则分析没法进行下去。好的假设,几乎就是好的研究的一半了。
  科斯认为,好的假设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真实(realistic),假设真实推出来的结论才可靠,要不然怎么知道推导出来的东西靠不靠谱?二是易于处理(manageable),这样才能得出结论,否则分析没法进行。“真实且易于处理”,是科斯对于假设的基本要求。科斯针对的,是经济分析中对于真实世界的忽视。科斯曾说,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真是惟妙惟肖。
  不得不提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实证方法论。弗里德曼认为,只要预测对了就好,至于预测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对不对,并不重要。在经济学日渐量化的今天,弗里德曼的方法论都有大量的拥趸。很多模型,对于假设是否合理并不关注,甚至根本没有明确的假设,而只有量化的公式。不过,这种模型对于“易于处理”的要求,是很高的。本质上,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
  但是这种模型对于中长期的分析,往往效果一般。对于政策的分析,就更加无用。“中长期”的意思,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会发生变化,量化模型难以包含这些变化,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这时候,“真实且易于处理”的假设,就极为重要了。周老师看到了这种量化模型的缺陷,更看到了人们因为短期“实用”就忽视长期风险的倾向,因此更加强调要研究“真实世界”。以周老师的阅历,自然知道这里面的危险。真正的学者,免不了有时要不合时宜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与林老师、周老师不同的是,宋老师从未开口谈过方法论。作为宋国青的学生,多年观察的结果是,宋老师惜字如金,不愿多谈,一直忙于在复杂的真实世界里实践这些方法。他脑子里装了无数的现象,不停地考校着约束条件的变化,计算不同情况下的均衡结果。 
宋老
  经常可以隐约看到一副情景,是宋老师飞速转动的大脑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嘴巴搏击,隐隐有刀来剑往、火花四溅之势,看得人热血沸腾,叹为观止。超越自己,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者只是一句心灵鸡汤。对于先生而言,却是多年来的身体力行。
  宋老师对于逻辑的严密和精确有近乎宗教的偏好,因此偏爱数理模型。但是他从来不是模型的奴隶。模型只是他的显微镜,是他的工具。模型不适用的时候,他会修正、舍弃。他关注的,是模型能够带来的对真实世界的穿透力。他的出发点和落足点,始终都是实实在在的、重要的问题。对于那些“在约束条件下表现高超智力的经济学研究”(周其仁语),他亦只是一笑而过。
  作为导师的宋国青,教书育人的方式,是把问题象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只是,有时他剥得稍微快了一点,一下子就到芯了。
  因为有幸得识CCER的老师们,我从不相信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这句话。回国教书已好几年,看到一些青年学生依然在科学的路上跌跌撞撞,不时被芒草割伤。
  四 试水
  赵(耀辉)老师的办公室很小,改文章的时候一般是她坐在电脑正前方,我坐在边上,她写我看着。印象最深的,是她对每一字句的雕琢,反复问我这么讲意思是否准确、是否到位,我时常诧异,原来写作的过程,可以发现很多新东西。记忆里,这是我的写作入门课。言传不如身教,多年以后,我也这样改学生的文章。或者,这就是传承的意思。
  课程的学习,更多是打基础。实际做研究,还是要上手“做”的,否则就是纸上谈兵。CCER的诸多老师,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而我试水上手做研究,要感谢赵耀辉老师提供的机会。
  最早接触赵耀辉老师,是1998年秋季学期。当时我二年级,给她做一年级高微的助教。赵老师教学一丝不苟,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后来知道,赵老师做什么事情,都一样的严谨。对于我自己而言,有机会再学一遍高微,是难得不过的机会。每周都要把作业再做一遍,然后给大家去讲。自己有了讲课的经历,体会到讲清楚比会做题难多了。对老师的尊敬,又多了几分。
  助教工作期间,赵老师问我要不要一起做一点研究,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从此开始给赵老师做助研,持续了接近两年。赵老师说一起做研究,其实是客气,我其实就是研究助理,给赵老师打下手,借机接触一些实际问题。赵老师厚道,写文章加我的名字。 

  赵老师
  当初赵老师带我看过的几个问题,迄今依然记得清楚,现在对养老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的理解,都得益于当初打下的底子。赵老师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师从著名的D. Gale Johnson教授,分析问题丝丝入扣。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着眼的角度。芝大一派,讲究分析经济个体的行为,分析人们随着环境和政策的变化而进行理性的选择,这其实是“卢卡斯批判”的实质所在。赵老师时常问,这样做行不行得通,人们在没有约束下会如何选择,加了约束会有什么变化。
  与上面分析方法对立的,是可以称之为“经济工程学”一种分析方法。在“经济工程学”的分析里面,往往为了分析的简化,大笔一挥,人们就按照“经济学家”的指挥棒行事了。
  当上帝的冲动,看来不仅政客有,经济学家也有。周老师对于“真实世界”的强调,也是因为这样的“经济学”太多了。怪不得,周老师有时会开玩笑说,“你们经济学家”。
  最难忘的,是和赵老师一起改文章的情景。记得那时赵老师的办公室很小,改文章的时候一般是她坐在电脑正前方,我坐在边上,主要是她写我看着。印象最深的,是她对每一字句的雕琢,反复问我这么讲意思是否准确、是否到位,话有没有说过头,有没有意思没有表达出来,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法。我时常诧异,原来写作的过程,可以发现很多新东西。本来脑子里有的一些模糊的东西,经过写作的打磨,可以发现其中的错误,推演出本来就在那里,但是自己却没想到的东西。培根(Francis Bacon)说过,写作让人精确,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记忆里,这是我的写作入门课。言传不如身教,多年以后,我也这样改学生的文章。或者,这就是传承的意思。
  五 启蒙
  从存货周期的大调整,准确预测经济下行,宋老师抓住了当时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实际利率的大幅变化,引起各方行为的变化,这就把很多现象都穿在了一起。这种提纲挈领的本事,当然需要很深的功夫。后来,和宋老师的对话中,仍屡屡能够体会到一剑封喉的功力……其实后来问过宋老师,为何看得这么准。他手里仍拿着一支“三五”牌香烟,淡淡地说,还能是什么。
  跟宋老师做助研,则如醍醐灌顶,开启了我对经济的理解之门。身为宋门学生,不好评说自己的老师。一定要说一句的话,不妨借周老师金口:宋国青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第一人。宋老师守正出奇,语出惊人的风范,是坊间公认的。之所以奇,是因为想不到。问题是,他总能想到,别人总是想不到,这就奇了。
  修习经济学的学生,大都会经历这么一个怀疑的阶段,怀疑自己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比如,高微的数学这么复杂,那么多看起来不合实际的假设,定理和数学定理一样复杂,怎么和经济现象联系上啊?这样严格的假设能用来分析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吗?宏观模型就更离谱了,假设条件一大堆,推来推去没完没了,到底有什么用。这种迷雾,是初学者时常困惑的。我也一样。
  宋老师带学生的方法,是给你一个有趣的题目,让你去看、去想、去体会。记得让我去看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存货的变化。当时是98年底的样子,适逢中国已经步入通货紧缩,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和家户对实际利率上升的反应,是减少消费、减少投资,特别是减少存货投资。在总需求的各个成分中,存货的波动是最大的。恰逢前几年中国的通胀率很高,这样企业和个人的存货水平其实很高。一里一外,那一轮去存货的过程可用“惨烈”二字形容。98年我国经济增速很低,“保8”是街头巷尾的谈资,与存货的大调整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银行惜贷。因为实际利率水平高,企业前几年又借了很多钱,这样债务负担就很重。债负重了,经营自然艰难,银行贷款的时候自然就很犹豫。加上当时加了一条“贷款责任终生制”,哪个银行经理还敢往外贷款?企业拿不到钱,通货紧缩当然就来了。朱熔基总理被称为“铁相”,有时确实够“铁”。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企业、家户、银行、政府都在里面,各方的行为都可以用教科书的分析来解释。对于存货大调整的周期,宋老师用看似简单的分析预见到了,大声疾呼经济下行的风险。因为亲历他的预见力,经济分析的魔力令人不得不服。
  当然,宋老师抓住了当时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实际利率的大幅变化,引起各方行为的变化,这就把很多现象都穿在了一起。这种提纲挈领的本事,当然需要很深的功夫。后来,和宋老师的对话中,屡屡能够体会到一剑封喉的功力。而且,在宋老师那里,这些似乎都很简单。从此我认定,世界上最好的分析,一定很简单的。不能做到简单极致,往往就是没有真正理解。 
朗润园一角
  当年宋老师有好多精彩观点,至今依然记忆犹新。1999年的时候,宋老师就提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支柱,是“房、车、路”。回过头来看,何其正确。其实后来问过宋老师,为何看得这么准。他手里仍拿着一支“三五”牌香烟,淡淡地说,还能是什么。
  也是在1999年,有一个关于“南水北调”的辩论。宋老师是坚决反对南水北调的,因为经济上不合理,这么费劲调来的水,成本很高的,根本没人用得起。替代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北人南移”,放开户籍制度,让人口自由迁徙,人们自然就会向东南沿海迁移,工厂也开到沿海地区,减少华北、西北地区的水资源压力。在此基础上,辅以灌溉技术的改善,在需要的地方加大投资进行喷灌、滴灌,大幅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华北、西北的缺水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事后看,虽然“北人南移”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北人南移”变成了“北人难移”,可是不能掩盖其背后逻辑的正确性。每年几亿农民工浩浩荡荡地向东南沿海的迁移,就是这一逻辑的最好注脚。户籍制度,或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块硬伤。
  宋老师当年有一句话,叫做“预测回头看”,意思是做预测要用事后的事实来检验、修正,否则不如不做。在经济学家的世界里,往往十个人有十一种观点,个个都理直气壮,头头是道。多说无益,那就看谁的预测准吧。
  CCER聚集了一群学识与品格并重的师长。言传身教的影响,或是不经意之间的。周老师研究电讯改革时那一句震聋发聩的话,“两个魔鬼,总好过一个天使”,是我知道的对竞争机制的最清楚的表达。周老师的另一篇文字,《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抽丝剥茧,丝丝入扣,成为我日后思考和写作试图模仿的一个典范。个人以为,这篇文章超越了科斯和张五常,是现代经济中对企业理论的最好诠释。周其仁常被称为是“最懂企业”的经济学家,头衔背后,是深厚的经验观察和理论修养。
  易纲老师在组会上那一句“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则暗含了“大道至简”,“融会贯通”之意,相信很多易门的学生都依然还记得。学生们往往说了很多,但是提炼不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易老师会退一步问,“最重要的三点是什么”。古人讲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易老师很尊重别人,总替别人着想,他那一句“你们的时间贵着呢”,至今依然如在耳边。
  六 暂别
  2000年从CCER硕士毕业以后,到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念博士,算是和CCER暂时离别。毕业后在香港大学和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任教。然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多年以后,思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了。
  2000年从CCER硕士毕业以后,到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念博士,算是和CCER暂时离别。Duke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北卡来罗那洲( North Carolina),是南部名校。学校位于一片森林之中,风景宜人。我对“小镇”的喜欢,就是在那里养成的。
  在Duke的日子,其实是蛮轻松的。由于有了在CCER打下的基础,一年级的博士课程并不觉得难。当时的高微老师是个牛人,拿着粉笔讲MWG,而且清清楚楚。初到美国英语不好,但是得益于在CCER的基础,在高微课上还是敢发言的。老师是个妙人,你结结巴巴说一句,他就在黑板上加一笔,然后就很清楚了。 

杜克大学
       Duke是篮球名校,大多数学生都会几下,小伙伴们每周都会在篮球场上聚一聚。我对篮球的热爱,就缘于此。当时还练过网球,可惜以后日久生疏了。即便如此,高微、高宏、高计都轻松过关。一年级结束时的博士资格考试,也轻松过关。
        真正犯难的,是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找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周老师早先讲过的果然不假,做研究最难的,一是批评,二是提问,比上课难多了。提出一个好问题,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有了。可是提出好问题,需要很多的积累,很深的功夫。
        最后发现,还是CCER期间的积累起了作用。记得曾经问过宋老师这样一个问题,宏观经济模型,往往都假设一个“代表性家户”,即经济体中的居民都是相同的,具有一样的禀赋,面临相同的约束,最后的优化选择也都是相同的。可是,现实中人们都是不同的,代表性家户推导出来的结果会不会有问题?
        宋老师的回答一如既往的轻描淡写:由于异质性导致的问题在代表性家户模型里无法研究。言下之意,如果一个现象是由异质性导致的,那么就要引入异质性的考虑。言下还有一层意思,对于代表性家户模型可以解释的问题,如果异质性考虑只有边际上的影响,就不要过于分心考虑,除非这种边际上的考虑对于正在思考的问题非常重要。
        那么这种异质性怎么办?抛开不管吗?该管的时候还是要管的。宋老师的回答里面的最后一层意思,就是这个。于是,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人们的异质性信念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大学任教。因为运气好,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得以顺利发表在顶级期刊上。2007年,申请到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任教。加国冰冷,我对红酒的兴趣,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多年以后,思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了。
七  归来
        学者的荣誉与尊严,在于把问题说清楚、把道理讲透。别人未必同意你的观点,但一定要觉得你有新意、有趣。其他的东西,并不能给真正的学者以尊严。林老师常说,“结论不重要”,怎么得出结论才重要,其实也是注重研究本身,包容不同观点的意思。
        2009年5月,在香港大学做一个讲座,期间接到CCER的陈曦代表周老师和巫和懋老师发来的邮件,问我是否愿意回CCER任教。我当然愿意,然后就回了CCER。
         周老师后来有一次说,劝我回来很费劲。其实他知道,我心早定。当初犹豫的,是回来以后发表会比较难,而发表是获得学术自由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行里的人才会知道,现在“发表”和“研究”其实是两个东西。高校里面的学者,发表完成之后,才能真正开始做研究的。你看中国这么多有趣的现象,这么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但是高校里青年一代的学者却基本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其实这一代青年学者的基本训练要比前辈好得多的,只是忙于发表,没时间接地气。
         这一点上,我很佩服林毅夫老师。林老师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问题,而且能够发表在一流的期刊上,发表和研究都不耽误。林老师一直强调“现象”,强调要关注“重大的现象”,而且身体力行,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吾辈为五斗米折腰,整天忙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发表,实是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周老师的说服能力是一流的。何况,我内心根本不需要说服。人生苦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即便不能完全如意,也不能完全放弃。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观察现象是第一位的。观察中国的现象,一定要在国内,感受这13.5亿人的脉搏的跳动。有什么比“亲历历史”更让人不能抗拒的呢?
        回来的第一年,受命组织CCER的学术研讨班(seminar),请了好多人来给讲座,平均大概一周两次,好不热闹,自己也借机学到很多。从2000到2009年,九年间漂流海外,其间所做研究基本与中国的现象无关,其实是退步很多了。正好抓住机会补补课。
        组织学术研讨班期间,有两个观察。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确实缺少seminar文化。Seminar的本质,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一般是主讲人讲自己的研究,然后大家各抒己见,围绕这个研究展开批评、讨论。其中批评是最重要的,是学者交流的关键环节。客气话开头讲一句就可以了,讲多了不好。Seminar的要义,是思维之间碰撞、激发,这样才能发现彼此的弱点、盲点,共同提高。好的经济学家,不是一个一个出的,是一批一批出的,比如芝加哥学派,出了那么多顶尖的好手。究其原因,互相批评,互相促进,是重要的一条。一个人自己想,再天才的人也会想叉,会走弯路,甚至钻牛角尖,进死胡同。
        CCER的seminar文化传统,当年算是好的了。记得当年念书的时候,老林发言总是很积极。有一次杨小凯来给讲座,记得是1999年,讲的是中国式渐进改革和苏东式休克疗法的比较,来了很多人,包括德高望重的茅于轼老师。当时的争论很激烈,林毅夫和杨小凯的观点就不同。不过二人君子之争,后来杨小凯过世,林毅夫专门撰文纪念。君子和而不同,由此可见一斑。
        茅老当时话很少,几乎未开口。大家争到激烈处,茅老开口说了一句: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止分定争,大家都认。学者们讨论问题,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但又有谁会异想天开,妄想切断历史?除非是真的不懂。历史如此厚重,乃无数的苦难与智慧凝结而成,而游行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我理解杨小凯对于宪政的强调,无非也是担心发展后力不足,难以持续,而不是对休克疗法的肯定。
        我从未参加过芝加哥的seminar,据说那里的讲座,主讲人常常在第一页幻灯片就被打住,众人狂问不止,场面时常火爆。坊间传闻,有的主讲人被问哭了。真假不得而知,但是讨论的氛围可见一般。芝加哥的教授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打磨出最好的文章,听来不禁令人神往。
 
今日朗润园
       学者的荣誉与尊严,在于把问题说清楚、把道理讲透。别人未必同意你的观点,但一定要觉得你有新意、有趣。其他的东西,并不能给真正的学者以尊严。林老师常说,“结论不重要”,怎么得出结论才重要,其实也是注重研究本身,包容不同观点的意思。
        其次印象深的,是现在学生们的发言已经进步很多了。我念书那时候,学生在seminar上很少发言,包括性格活泼、课下话很多的学生。记得清楚的,是汤弦当时在seminar上比较活跃。可是到了我回来组织seminar,学生时常发言,提问、批评、评论兼而有之,而且质量常常很高。短短十年之间的变化和进步,让人不得不侧目。因为这一点,我是从来不担心人们常说的90后问题的。
        回CCER以后,有机会和以前的老师一起工作,继续向他们学习,当然是非常幸运的。卢锋老师主持的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是重温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场所。学习不能白学,有时也做一点打杂的工作。当然也结识了一些新的老师和同事,黄益平老师对我的帮助就很多。
        转眼回国已经7年,期间感受深的,还是随老师们出去调研,看土地问题、看企业融资问题。读了几十年书,却纸上得来终觉浅。当年没能出去调研,心中常常遗憾。回国后终于能够一了心愿,补上观察真实世界这一课。这一补就是多年,估计还要补满长的时间。
        回CCER,就像是回家。或者,不仅对学生而言如此,对老师也一样。你看黄益平不是也回来了,林毅夫不是也回来了。
八  往事如昨
          创立者的品格和匠心,决定一家机构的文化和底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之后,这样的底蕴是否还在,是否如陈年的佳酿,愈久愈醇厚,成为一代人,几代人的精神家园,则需要后来人永远在拷问、追索的路上。
        直至今天,依然怀念当年的老二教。老二教是旧式的建筑,有六个二百多人的大教室,夏天很凉快,常常去那里上自习。老林的那次讲座,也是在那里上自习顺便听的,之前并不知道林毅夫。然而,就是这么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
        2009年回CCER的时候,老二教早已拆掉了。有一次在新二教附近逡巡,目测新二教应该就建在当年老二教的原址上。
  拆拆建建是常有的事情,本不奇怪。只是时常觉得,拆掉的不只是老建筑,也不只是我们这些“老人”的怀旧情怀,还有凝聚在建筑里面的历史和文化。建筑宛如雕塑,凝聚了设计者的匠心。屹立的时间久了,见证的风雨多了,建筑也会长出灵魂。立足她面前,凝视她身姿,你会听到她安静的诉说,或大气磅礴,或沉静睿智,或凄婉哀怨。
        机构也一样。创立者的品格和匠心,决定一家机构的文化和底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之后,这样的底蕴是否还在,是否如陈年的佳酿,愈久愈醇厚,成为一代人,几代人的精神家园,则需要后来人永远在拷问、在追索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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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观察(ID:diaryby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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